第十二天

第十二天上午我们首先前往风车村。这里相当于一个简易的“民族风情园”，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接触到荷兰代表性的风车、牛羊、木鞋、奶酪等等。进门的地方有位先生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给每个进门的人拍一张照，很快洗出，陈列在门口的小屋里，于是游客出门时就可以去认购。这招挺损，如果照得好，要来纪念不错，如果不好，买来藏住比较好，所以最终照片被买走的居多。我们全团除了昆明的一位先生之外，照了合照，成为本次旅游团的永久纪念。

荷兰的木鞋很有名（虽然据说是高卢人的发明），目前主要用作工艺品——那其实是古人买不起皮鞋的替代品，木屑穿起来硬邦邦的，必须配合厚袜子，又不透气，实在谈不上舒适。唯一的好处是防潮，这样比较适应荷兰的气候。如今木鞋作为荷兰特色的工艺品，主要在造型、雕饰和漆水花纹上面下功夫，实际功用已经很少，至多做做挂篮之类，主要用作装饰了。我们观看了木鞋的制作过程。新鲜易切的一段白杨木坯在自动切摩机上，依成品为模，像配钥匙一样由大圆盘磨刀打出外形，再由类似铣刀的东西还是按配钥匙的原理掏出鞋内腔。这就是5分钟的事情，取下来手工切摩一下，主要就是长时间的脱水过程了。木工师傅不时吐出两个夹生中国词儿，非常友善。我和妈妈买了5公分大小的一双纯红红的和一双传统白低蓝纹装饰的小鞋，捧在手心玩赏，颇觉珊珊可爱。

另一位荷兰小伙子给我们介绍了奶酪加工的简略过程。原来奶酪也是有熟成问题的，他拿起一块两年的old cheese把桌子敲得砰砰响，切一片来吃，那是真香啊！除了传统纯味奶酪，现今的制造工艺可以做出各种奇妙的口味来，我尝过一种熏肉味的，很合口味，妈妈却不给买，现在想起来，也只有流口水了。

风车可以说是荷兰的第一标志，13世纪起（有说起于1229年），荷兰人就开始修造风车作为常用的动力设备。注意，瓦特造出第一台工业蒸汽机是在1769年，卡诺提出四冲程内燃机结构在1862年。如今石油眼看就要烧完，木炭也就再抗几十年，人们把目光投向风能时叫它做新能源，不知荷兰人听见，是不是要哈哈大笑了。风车对荷兰人的历史贡献不仅是托动机，而且是信号塔。荷兰人用风车停转时的位置广播信息：正十字摆放表示“暂时休息”，交叉X形摆放表示“长期休息”（翼板顶端在得最低，防雷），风车永远逆时针转，接近正十字位置摆放表示“喜庆”，正十字位置过一点摆放表示“悲哀”等等。二战时期，特殊的风车语被用于报警避袭。如今，风车的原始功能逐渐被新科技的专门设备替代了，可风车悠悠旋转中的均匀和睦之美，已经化作一种文化符号，永久地印刻在荷兰人心中，永远吹拂在牛羊遍布的绿草地上。

从风车村出来，前往著名的反高博物馆旁的一家钻石展销店参观（喜力啤酒总部也在不远处）。在这里了解到很多关于钻石的知识。比如钻石的品级，影响钻石价格的四个要素（4C标准： Color、Clarity、Carat、Cutting），钻石的切磨工艺等等。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一位钻石切磨师正在切磨出一粒58切面的钻石，据说这种切法是荷兰独有的，能让钻石在光照下最为璀璨光亮的切法。“碎钻”这个俗称一说出来总让人觉得指的是某种体积小、品质次的钻粒，但是“碎钻”这个叫法的确切含义是有点争议的。最通俗的意义就是前面说的小（一般指小于0.1或0.2克拉）钻石，或者净度差的钻石。可是，也有所谓“业内人士”说碎钻是立方氧化锆。而阿姆斯特丹的解说小姐告诉我们碎钻是指上下各九个切面的“单切钻”。我企图通过察网搞清“碎钻”的真面目，结果越搜越迷糊，如今还没有结论，只能留待以后慢慢考证了。

荷兰并不是主要的钻石出产国，但却是最大的钻石加工和分销地（最权威的认证机构却又在美国，看来这些名堂都是家传绝技，秘不外宣的技术）。而把持荷兰钻石加工销售的，也不是荷兰本地人，而是神奇的犹太人。前不久看到一本书专门研究犹太人的神奇的，这个千把万人口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足迹确实是不凡的。耶稣、马克思、爱因斯坦、李嘉图，好多我必须崇拜的人一查都是犹太人，百分之二十几的诺贝尔奖都发给了犹太人，实在太厉害了。说到钻石买卖，那完全就是犹太人的天下，以至于珠宝都只好跟着犹太人姓了（“jewelry”源自“Jew”）。

午饭和昨晚在同一家饭馆，周围有超市，妈妈买了好多巧克力，海伦买了些散装烟丝和卷烟纸，给我们演示手工卷烟。其实在荷兰大麻是准售商品，不过大家伙都比较安分，最后也没尝上一尝。此后我们坐在冷饮店里聊天喝咖啡舔冰淇凌，等待出发前往阿姆斯特丹机场的时刻。又说到锦旗的事，罗永久立马打电话回去让人赶做一面，感觉像是叔叔发了表现好的小朋友一颗棒棒糖。

前往机场的路上，我们举行了“猜路程送红酒活动”，最终，西安的香奈儿墨镜女士给出了最接近大巴计程表的答案，获得了司机送出的红酒。粗略的说，此次欧洲行在西欧大陆划了个圈，足足走了6000公里。

机场门口，我们拜别了相伴十余日的司机和大巴，但愿这位经常和GPS闹矛盾的大叔能尽早见到他刚出生的孙子。阿姆斯特丹机场的配套设施非常全面，估计在里面呆个把星期也是不会嫌烦的，除了各种商店餐厅酒吧外，关键是有一个赌场可以消磨大量时间金钱。办好退税、过了安检之后，我们就在机场内自由活动等待登机了。在这里，我惊喜地重遇 Brilliant莫扎特全集，当然不再犹豫，果断拿下。零钱不能转外汇，带回国无用，正好可以在赌场赌掉。手上零钱不多，瞬间就在老虎机上隐没了，倒是大家旁观海伦玩儿了100欧元的21点，不过手气不佳，不几把就被庄家榨去了。反正，我是进过赌场赌过钱了。跟海伦去麦当劳买甜筒给妈妈，路上陪她转了转衣服，最后还买了一对SWAROVSKI的耳坠。这姑娘还真是一路赚多少花多少，潇洒得很。

飞机起飞，我用DV计下了此刻窗外渐渐远去的陆地，再见了，欧罗巴！

经过一路的大巴训练，回程时，我已经能不借助充气靠枕在飞机上呼呼大睡了。早晨起来，沿着机舱走一圈算是早锻炼，舒活舒活筋骨，很是惬意。比起去时那个痛苦的夜晚，实有天壤之别。

到得成都，护照交给海伦带回北京消签，大家就此握手言别了。十余日朝夕同游，毕竟是十分愉快的交流。西安几位还在为机票的事闹闹嚷嚷（回西安的时间晚了一天），唉，看来是报应了……

仁和春天和都江堰的两面锦旗还真都来了，海伦微微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地两边道谢，但我知道她心里一定是乐坏了。我和妈妈打算搭罗永久的车到春熙路逛逛，而罗先生当时已被带状疱疹折磨得十分厉害，家里也随车来了人，立马要送医院，因此慌乱中只有匆匆和海伦道别，至今遗憾没有留下一张合影。人生匆匆，聚散随缘了。

春熙路龙插手已和欧洲无关，写到这里，已近五万字，考研在即，不欲蛇足耗时，游记至此，终可停笔了吧。

 

后话

回家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还做了不少相关的事情，有两个问题值得放在最后说说。

其一是关于海伦的“大爷爷”。我从“华人红衣主教”入手，探寻这位前辈的生平纪录。综合各方面得到的信息，我最终判断海伦的这位长辈，不是真正的第一位华人枢机田耕莘，而是第二位华人枢机于斌，后得到海伦证实。下面抄录两段好不容易得到的关于于斌枢机的记述（材料引用，无关作者态度）：

“枢机主教名于斌，字野声，因为圣若翰曾先耶稣外出布道，圣经喻之为旷野之声，他很喜欢教这段故事，即以为号。祖籍是山东昌邑县的于家庄，但在他的曾祖父文成公时，即迁到东北黑龙江省的兰西县。枢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四月十三日。

枢机的尊翁水源公务农，母萧氏有贤名。六岁丧父，七岁丧母，由祖父母带大。枢机家贫，曾放猪，称为“猪官”，枢机常乐道这段往事，不以为忤。

枢机八岁（清宣统元年，西元一九零九年）入兰西县的小学，九岁转入私塾，十一岁全家迁到海伦的海北镇－老黑龙江省的重要天主教村子，这对枢机的一生有极大的影响。他于是转入海北镇的邢汉卿先生的学塾念书，邢先生尝称枢机是“人中之龙”，枢机一生的丰功伟业证明邢先生的彗眼。

枢机的祖母在于家迁居海北镇后，即信仰天主教，枢机本人由法籍神父陆恒之（Rev.Roubin)保送入海伦县的高等小学就读，第二年受洗，圣名保禄。陆神父很快的发现枢机的不凡，决心培植他，希望他将来能担任村里的老师。于是送枢机入老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就读。

枢机十八岁正值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的“五四运动”，这如火如荼的运动很快的波及到偏远的黑龙江省。枢机被推为学生团团长，他在街头发表多次演说而风靡全市。但这一来，却使校长大为困惑；因为当时的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想压制学运，他要逮捕枢机，于是枢机被迫退学，返回老家，暂避其锋。他当了绸缎铺的伙计，老板觉得他大材小用就说服陆神父继续栽培枢机。

此时，年方十九的枢机对人生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想终身侍奉天主。于是向陆神父的助手－张方济神父表示圣召之心，但陆神父却阻止他，因怕得不到于家的同意；枢机是于家大房（长支）唯一的男孩，在古老的中国家庭“无后为大”是个棘手问题，令人惊喜的是。枢机的祖母是虔诚天主教徒，极力赞成爱孙的心志，于是枢机如愿的进入修院。

陆神父送枢机到吉林市一所小修道院－－吉林神罗学院，又名拉丁专修馆，此为当地培养传教士的基础训练之所，以拉丁文与灵修为主。修院的院长高得惠主教非常赏识枢机，他送枢机到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文一年，又回到吉林修院研究哲学与神学，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枢机二十三岁，又被保送到罗马传信大学专攻哲学。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枢机被推为中国同学会的副会长，同时通过圣多马斯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民国十七年枢机在罗马祝圣，晋升为司铎，第二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并在亚保利纳大学研究教律，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又得到伯鲁日大学政治博士学位。

自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枢机担任梵蒂岗图书馆馆理员，在此期间他整理中文部的书目、档案、并研读馆藏大批中国古籍，一九三三年他在传大教受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史。此时书机留义已十年，乃首次归国，出任“中国公教进行会”全国总监督。

枢机在任总监督期间，极为活跃，凭他卓越的口才，与组织策划能力，给与中国天主教会注入新活力与新希望。他致力推展教务，以改善一般国人对于教会的观感，且奔走全国促成各区分会成立，天主教乃得政府的重视。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枢机晋升为南京教区主教，中央政府特令津浦铁路增添一辆“花车”以欢迎枢机的莅临南京。时年三十六岁。

此时的中国已饱尝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枢机自罗马回国后，鉴于国运日益阽危，即到处奔波向全国添主教胞大声疾呼，以激发大家爱国救国的思想。并于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展开“救国护教”工作，且前往欧美各国发表演说，一面积极揭发日军的残暴，以博得国际友人的同情，一面争取对我国物质与精神的大力援助。我国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十分钦崇枢机，并向蒋委员长推荐为“外交奇才”，委员长随即接见，亦认为枢机是一热爱祖国之宗教家，从此委予重任，多次为国事奔走，默默从事汗马功劳无数。次年（民国廿七年）政府聘枢机为国民参政员。八年抗战期间，他维护教会，抚辑流亡，慰劳军民，鼓舞士气，于教于国，贡献不胜枚举。枢机如此的工作，非求名求利，他只希望中国教会与国民政府间能有更充份的了解，而抗日战争正是天主教友表现爱国精神的最佳时机。正如教宗庇护十一所说：“如果中国人不爱中国，谁将爱中国？”。

枢机一向重视媒体传播的重要，他受雷鸣远神父之托，促益世报在昆明复刊。以后又在纽约创办“英文中国月报”，聘潘朝英博士主持，月销五万份。

民国三十二年枢机创立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及人生哲学研究会，并争取欧美奖学金供我国留学生深造，又在华盛顿创办中文化学院，由众议院议长麦克考米克担任名誉会长。次年，枢机促成美国政府修改移民法，以利国人移民入美。其后（一九四三）又成利自由太平洋协会，并于我国、越南、日本等设分会。

对于其他友邦，如加拿大，枢机亦积极争取放宽中国移民限制。又如韩国，越南等沦为殖民地之友邦，枢机均间接协助争取独立和获得国际上的肯定。

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十一日，教廷宣布建立中国天主教正常体制——圣统制，全国教区改为二十个总教区，枢机荣膺为南京总主教。其时抗战已胜利，枢机重回南京致力于设立益世报在南京、上海、北京、西安等六地区，并筹组天主教广播电台，以向国人揭露共产主义是如何违背中华文化与基督精神。

在推动留学生方面，枢机与毛振翔神父，周幼伟神父，陈之禄神父从事选派青年学子数千人至美国，西班牙，及欧洲各国，留学生中多非天主教徒，因枢机以为战后的中国需要各种人才，方能建立一富强的新中国。

翌年，枢机为纪念教内同道，挚友雷鸣远神父苦心孤恉，坚决反共的精神，特在南京创办鸣远新闻专科学校。民国三十七年，参加第一届国民制宪代表大会，并屡任主席，高言谠论，举世同钦。

大陆沦陷后，枢机更展开国民外交新页，协助政府救助海内为同胞，他于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由美国飞往欧洲，向各国政府和华侨说明中共极权统治之真相以中国天主教文化访问团名义，走访中南美二十一个天主教国家，使他们瞭解共产主义危害世界和平的严重性。

民国三十九年韩战爆发，因中共协助北韩，美国若干民众竟以为和中国打仗，以在美华侨为假想敌，捣毁华人商店，枢机有鉴于此，于是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在纽约成立中华连谊会，自任会长，经常举办演讲会餐会等，以促进美国人对中国之了解。同月，赴西班牙，因与西外长亚达和同机，枢机于谈话中晓以两国合作之重要，并陈以利害，于回国后，乃促成中西之复交，西班牙政府并颁授枢机勋章，以表示感佩之忱。

民国四十三年，枢机由美返国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先总统蒋公共商国事。次年，访菲律宾，又往越南，促成中越复交。同年于纽约创“自由太平洋协会”，发行期刊，组团演讲，目的在向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认识中共的真相。

自大陆山河变色，枢机遵奉教廷意旨，蛰居美国，仍孜孜奔走促进中美两国之合作了解，但心系祖国，常以如何培育我国下一代青年为念，而为留学生不断提供服务与协助。

民国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枢机蒙教宗若望二十三赋予辅仁大学复校任务并和有关修会共商筹备工作，旋即任命为首任校长，教宗并赠十万美金以为复校赞助金，枢机时年五十八。美国的库兴枢机同时募一百万美金以玉成复校之事，又获我国教育不批准复校。次年三月十九日，召开辅大在台复校第一届董事会，推举田耕莘枢机为董事长。于是在新庄回龙附近购得三十甲土地，兴建起辅仁大学宏伟的校舍。当年我国经济艰困，外交亦屡受挫折，民心不安，今由教廷与外国修会前来兴学，培育我国子弟，不啻为我民心士气加注一大强心针。

五十年九月辅大成立第一所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开所典礼由枢机亲自主持，枢机为了辅大复校，联络天主教各修会，行程足绕地球三圈。于公为了千万学子，夙兴夜寐，力求辅大成为一流学府，而甘任无宿舍，无薪俸的而只为教育而奉献的校长。

辅大校训，本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枢机改为“圣美善真”，以提升其境界，又亲撰校歌，歌词内有“三知求是，明德日新”之句，期许辅大莘莘学子求学做人达“知人，知物，知天”的三知理想。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枢机为校长之时，曾将辅仁在台湾复校重任相托，旨在为我培育青年以天主教精神以重建未来之新中国，教宗保录六世更期盼辅仁大学应负起以天主教精神重振中华文化的使命。枢机在校长任内，念兹在兹，即以此为辅仁的办校兴学目标。

民国五十四年，枢机指示自由太平洋协会赖恩士神父成立“亚州问题演讲团”以便在美国各大学反驳左派份子做“强教运动”。逾两年又授命潘朝英博士将“华府中国文化学院”迁往纽约，以配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同年（民国五十六）六月辅仁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五百余仁。民国五十八年三月廿八日，教宗保禄六世任命于公为枢机，五月十九日举行加冠典礼，枢机位列第一，并代表全球新任命之枢机主教在教宗前致词。全国各界于六月七、八两日热烈欢迎枢机荣归，由前严总统（时任副总统）设宴，并于翌日在台北圣家堂举行盛大弥撒圣祭。

枢机晚年受各方拥戴，事务繁忙，除教会要职和国大代表外，并被委任命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副会长（正会长为先总统蒋公），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宪政研讨会常务委员等等，不胜枚举。枢机常云：“政府既为大有为之政府，国民亦应为大有为之国民，方能配合”，故凡有所托，均欣然接受，不辞劳顿。

民国六十七年，因年事已高，同年七月辞辅大校长职务，教廷已总监督（Grand Chancellor)相委，逾一月，为赴教宗保禄六世之丧，并选举新教宗，乃赴美转罗马，但于公因过于繁忙，圣躬欠安，于追思教宗弥撒时曾一度昏倒，仍强忍参加选举前预备会议，并印发专函予各国枢机主教，言明共产主义是危害世界祸首，期望大家选出一坚决反共的英明教宗，但却不幸于八月十六日早餐后，因心脏并突发，枢机不及见新教宗之诞生而骤然蒙主恩召。

其时，恰有九十四位枢机主教为其在圣保禄大教堂举行追思弥撒，多于追悼教宗之枢机主教，于公死得其所，死得其时，实天主圣意。然此一噩耗传至国内，举国同悲，当灵柩由罗马空运回国时，已严前总统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于国父纪念馆举行数千仁追悼大会，遗体安厝辅仁大学校园。

枢机之骤逝，不啻是教会和国家之一大损失，枢机生前为加强国人团结，争取国际支援，一再奔走劳顿，只希望唤起世人认清共产主义真面目，身为一毕生奉献给天主支人，枢机已汗尽血枯的为反无神论而战，他老人家同时是中华文化的维护者，以爱天主的大爱，泽被祖国与同胞，当为我中华儿女之模范。

枢机一生从未担任官职，但宏道行仁，勇赴国难，有关其平生事迹之记载，经纬万端，浩如烟海，其懿行道骨，高风亮节，将与日月争辉。枢机已辞世廿载，特撰文纪念，一则缅怀先贤之伟大志业，一则冀盼有志后进能克绍箕裘，为我教、国家贡献心力，以告慰枢机主教在天之灵。”

“于斌（1901年4月13日~1978年8月16日），黑龙江兰西人，洗名保禄，字野声，曾任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第二位华人枢机主教、天主教辅仁大学在台复校后首任校长等。

若瑟屯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4月13日，于斌出生在中国东北黑龙江将军辖区兰西县（当时尚未建省）。于家祖籍山东省昌邑县的于家庄，清朝末年，于斌的曾祖父于文成闯关东来到黑龙江。在于斌6岁时，父亲于水源去世， 7岁时母亲萧氏也去世。因此于斌是由祖父母抚养长大，生活并不富裕，也和其他乡村少年一样去放猪，但有机会进私塾接受教育。

1912年（民国元年），于斌11岁时，他的祖父母迁居到海伦县若瑟屯（今海北镇），这件事对于斌一生的影响极大。因为若瑟屯正是黑龙江省最重要的一个天主教村庄，正如河北省的东闾村、山西省的六合村和察哈尔省的西湾子一样，这一类天主教村庄绝大部分家庭都是天主教徒，宗教气氛浓郁，是各自教区内年轻神父和修女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天主教会报以厚望的发展基地。地处塞外的若瑟屯在这一类天主教村庄中资历最浅，在 1902年才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陆恒之（Rev.Roubin)创建，但几年间吸引来上百户天主教徒，1909年村里建成了哥特式的圣若瑟大教堂，可容纳3000人，钟楼高达 43米。

于斌的祖母在迁居若瑟屯后不久，就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不久陆神父发现于斌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先后保送他进入海伦县的高等小学和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就读，希望他将来能担任村里的教师。于斌在14岁那年领受了洗礼，圣名保禄。他的字野声则来源于圣经中圣洗者若翰的旷野之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于斌18岁，正在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他被同学们推为学生团团长，多次在街头发表演说而风靡省城（齐齐哈尔）。当时的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准备逮捕他，于斌被迫辍学，返回若瑟屯避风，当了一段时间绸缎铺的伙计。

1920年，于斌 19岁，就在这一年他立下志愿，准备终身修道。不过因为他是家中长房唯一的男孩，陆神父劝他谨慎从事；最后由于得到祖母的大力支持，于斌得以顺利进入位于吉林省城（吉林市）的吉林神罗修道院，学习时间一共是四年，先在小修道院学习基础课程——拉丁文，中间到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文一年，然后再回到吉林的大修道院学习神学。

罗马

1924年，于斌 23岁，被保送到罗马传信大学研读哲学、神学。1925年获第一个博士学位——罗马圣多玛斯学院哲学博士。1928年12月22日，于斌在罗马被祝圣为神父。1929年，他又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传信大学神学博士，并在亚保利纳大学研究教律。1931年到1933年，于斌在梵蒂岗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负责整理中文部的书目、档案，并有机会研读馆藏的大批中国古籍。1933年，他担任罗马传信大学中文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史。同年又获得他的第三个博士学位—— 意大利国立伯鲁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公教进行会

1933年，于斌离开已经居留10年的罗马回国。回国后，任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于斌拥有三个博士头衔，精通拉丁文、英文、德文和法文等语言，外表高大英俊，又颇有口才和组织策划能力。1936年，第一次全国公教进行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当时中日战争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于斌发起“献机”运动（捐献飞机），许多人因此改变了天主教徒不爱国的成见。1934年，于斌又受聘为北平辅仁大学董事长及伦理学教授。

南京主教

1936年7月17日，于斌被教皇皮乌斯十二世任命为当时首都所在的南京代牧区主教，9月20日接受祝圣。当时民国政府特令津浦铁路增添一辆“花车”以欢迎他莅临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于斌随政府西迁重庆，主持难民教济工作，又发起百辆救护车运动。抗战期间，他曾前后八次前往欧美国家，到处发表演说，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中国得到的第一批美援就是于斌的功劳。蒋百里将军钦佩其为外交奇才，向蒋中正推荐。从此于斌与蒋家父子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1938年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于于斌经常忙于各种政治活动，也被媒体称为“政治主教”。

1943年，于斌赴美国，在华盛顿创办中美文化协会，促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特别重要的是，于斌在华盛顿积极活动，最终促成美国政府修改移民法。1944年以前，华侨在美国不能享有永久居留权，不能购置不动产，男子到美不能带妻子，因为怕有中国孩子生在美国而成为美国公民。于斌发动不少美国友好人士作证，批评这种歧视性做法不仅伤害了中国人（等于供给日本五百架轰炸机），也深深损害了美国的声誉，必须立即修改。于斌争取到了一些国会议员及众议院议长的支持，1943年修改了移民法，每年准许 105名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并取得永久居留权。自此以后，美移民法即逐渐有利于中国人。1945年9月，抗战结束，于斌也得以返回自己的教区——南京。

1946年4月11日，教廷宣布在中国建立天主教正常体制──圣统制，于斌升为南京总主教，成为仅有的 3个华人总主教（田耕莘、于斌、周济世）之一，当时，于斌还致力于在天津、北平、南京、上海、西安、重庆6个城市设立《益世报》网，并筹组天主教广播电台。次年又在南京创办鸣远新闻专科学校（纪念雷鸣远神父）。 1948年，于斌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主席。

辅仁大学校长

由于于斌的反共立场，他和胡适等四人被共产党列为文化战犯。在国共内战结束前，于斌遵照梵蒂冈的命令，离开南京前往美国，在纽约成立中美联谊会。1954年到了台湾。

1959年，教宗若望二十三委托于斌在台北恢复辅仁大学，并任命他为校长。次年，在台北县新庄兴建校舍，宣布辅仁大学正式复校。于斌将辅大校训由“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改为“圣美善真” ,原句则移至其亲撰之校歌内。而辅大歌词内有一句是“三知求是，明德日新”，所谓三知是指“知人，知物，知天”。

在梵蒂冈逝世的枢机

1967年，第一位华人枢机田耕莘在台湾去世。1969年4月28日，教宗保禄六世任命于斌总主教为第二位华人枢机，5月19日在梵蒂冈举行加冠典礼，于斌在新祝圣的枢机中名列首位。

1971年1月27日（春节），于斌枢机在台北市师大附中礼堂，首次举行祭天敬祖大典，曾引起争议。但这个传统沿续至今：每年3月，天主教辅仁大学仍有举办，并成为该校特色。

1978年8月，教宗保禄六世逝世，全世界的枢机都前往梵蒂冈参加丧礼并选举新教宗。教宗逝世十天后， 8月16日，于斌在梵蒂冈因心脏病猝发去世，未能参加新任教宗的正式选举。不过因此得以同时有94位枢机参加了他的丧礼。

于斌的遗体今日安葬于辅仁大学校园。与傅斯年成为台湾唯二葬于校园的校长。

继任的教宗若望保禄一世亦在一个月后去世。10月16日，来自波兰的沃伊蒂瓦，即若望·保禄二世当选教皇。”

于斌枢机生平大致如此，枢机逝世时，海伦尚未出生，大概一切都是听家里人说的。台湾的确发行过纪年于斌的邮票。海伦的名字不知和于枢机当年生活过的“海伦县”是否有关，这个巧合，可能她自己都不知道。于斌的名字对我们那么陌生，大概还是和生前立场有关，资料中多处表明他在宗教领域和中共的矛盾，以及和蒋介石的亲近。其实，资料中反映出的于斌和中共的矛盾算不得政见的分歧或者对立，他主要是针对中共的信仰和宗教政策说话的，作为以梵蒂冈为中心的天主教区域教领袖，也许有些历史限制，是他很难去超越的。当海伦在阿尔卑斯山上带领大家高唱国歌的时候，我想，一些上辈的恩怨执著，应该可以随风而去了罢。本来，海伦的父亲算是“大爷爷”带大的，可惜过世得早，她于是如今得以轻松自由地做个导游，带着全中国的朋友们走遍欧洲的千山万水，走遍她的另一个家乡。如果她的母亲真的再回到北京，如果她嫁给一个中国人，那么，除了那笔丰厚的遗产，梵蒂冈曾赋予这家人的一切，都将瞬间失去痕迹，再不为后人所知了。海伦骨子里是个中国人，我总是这么觉得的。

其二是关于欧洲历史。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罗马帝国最终衰落之后，再没有稳定的政权能够统一欧洲大陆，而同样在秦政权崩溃之后，中国分分合合两千年，虽然分裂动荡的时间并不见得比安定统一的少很多，但一贯的大一统的民族梦想确实也在两千年中也屡次得到实现。后来在赵鼎新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看到了极为精彩喜人的研究，让人茅塞顿开。书中说到中华帝国能形成延绵数千年至今不断的大统一政权，关键在于意识形态力量（儒家）同国家（政府）力量的联合。欧洲的情况则是意识形态力量（宗教）同国家力量相斗争，社会力量（商人、雇佣军）在其中壮大。这种力量结构推动的历史不宜走向大统一。这个问题很大很深奥，这里不作深论了，只在最后提一提我的独立发现。说是“发现”是因为源自我阅读《欧洲史》的一时感悟，但那绝不是什么创见，赵先生的书里就有一句话提到过（如今书不在手边，不能摘录了），估计先人也早已有所研究，这里，简单说说自己的看法。

语言文字在大政权的形成中恐怕是非常重要的“道具”。汉字几千年来多有变化，但仍然是发展自象形文字的表意文字（目前最多的“形声字”也有一半是“形”）。欧洲大陆上使用的基本都是基于语言声音的拼音文字。就是这点差别，恐怕引发了两种文明很多不同的命运。想象当年始皇帝统一文字的情景，他可以命人将整理好的小篆标准字库刻在金属上，竹简上，然后把它们分发到全国各处，强制各地即日起使用新型文字书写公文，同时，下令禁止其它六国文字书写的书卷停止通行，并逐渐搜集销毁。古时，识字写字的人是很少的，这般一废一立，恐怕用不了多久就能在全国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字系统。虽然，各地仍操着各地的方言，但是各地精英们使用着同样的文字，文化交融的速度是很快的，时间一久，原来七国的文化界限就会逐渐模糊。再想欧洲的情况。罗马人企图在整个帝国推行拉丁文字。可是，拼音文字是紧密依赖语言发音的，要真正统一拼音文字系统，就不能按秦国的做法仅仅把标准拉丁字库通过各种视觉媒介向四周推广，而必须统一口头言语。可是，那个年代是没有便捷的声音媒介的。另一方面，说话是人人从小就要说、就会说的，不存在短时间废止、销毁的可能。两方面一作用，历史的事实就是，拉丁文只在严肃文件中出现（这倒是延续到现在），但根本取代不了仍就活在各个民族中的语言文字。后来，法兰克王国分裂的时候，凡尔登条约划界后的德、法、意三国雏形，也基本就是依据语言边界划分的（其实如果讲生物学血统上的种族，德国人并非都是北方来的纯种日耳曼人，但是当时划定的德国（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区域内基本都讲日耳曼语（Germany），就有了文化认同感）。在今天的英语构词习惯中我们就能看到，民族、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语言往往都是同源的。而中文里，“汉”民族用“汉”语，但国家叫中国而非汉国，构成多民族统一的政权。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表义文字在民族文化融合，形成统一大政权中对比拼音文字显著的优越性呢？

最后，我抄录回国后写给海伦单位的表扬信，纪念那段美好的时光，结束这篇一年的回忆。

“北京凤凰假期国际旅行社欧洲部：

我和我的家人于7月21日至8月3日参加了由贵公司组办的“寰宇风情”赴欧洲十四日旅游。在贵公司欧洲部导游秦海伦小姐负责、专业、无私、热情的服务和陪伴下，我，我的家人，以及全团游客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和难忘的假期，特此致信贵公司，对秦海伦小姐优秀而独到的工作表示诚挚的赞赏，并对其本人及贵公司所提供的优质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四天的旅行中，秦海伦小姐以团队和团队每一位成员的利益为准则，一方面统筹协调，成为团队的凝聚核心，一方面注重细节，成为团员的坚实依靠，体现出高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由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经验，秦海伦小姐在规范专业的一般导游工作之上，更体现出对欧洲社会及人文广泛、深长而又具体、精致的感受和理解，给走马观花式的大众旅游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立体感。在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上，秦海伦小姐坦诚得体，体现出优秀的职业道德和高贵的人格品质。秦海伦小姐还把游客真正当作朋友，热心关怀，真心交流，让整个旅途充满了真情与欢乐。

真心希望秦海伦小姐和贵公司能够再接再厉，蒸蒸日上，为更多的游客带来更为越快而难忘的回忆！同时，也希望能再次参加贵公司组办的旅游活动！”

 2007年9月13日 

第十一天

第十一天，继续沿莱茵河北上。到达圣哥阿斯豪森（Sankt Goarshausen）附近，我们得以乘船游览莱茵河中游的风光。同乘一船的另一个团队迟到半个小时，船长却一点不发德国脾气，怎么都不肯先开船，看来旅游团迟到是司空见惯的事。游艇在圣哥阿（Sankt Goar）和圣哥阿斯豪森相接的区域兜了一圈，看点有五。其一，莱茵河中游的自然风光，这远远比不上重庆三峡、贵州杉木河，毕竟平原的山水难成境。其二，是两岸的葡萄园。莱茵河域有很多葡萄酒名酒庄，尤其盛产雷司令，当时还不知道，今后定要尝一尝。隔得远，也看不出个究竟，只能在仰望中冥想雷司令的清爽了。其三，沿岸典型的德国民居。清一色白身黑顶，简洁典雅，再点缀些窗台外的绿叶红花，依山傍水的，错落有致，看上去令人轻松愉悦。其四，两岸的古堡。从科隆到美茵兹（Mainz）200公里左右的河道两旁，密集的分布着60多座古堡，它们是不同时代在莱茵河中游的防御工事、税收关卡甚至王宫别院。如今，他们大多成为废墟遗迹或是被私人老板购买修葺，成为高级酒店，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不在。其五，罗雷莱女妖（Loreley）塑像和传说。传说中古人行船于此，便会、依稀在山崖之上看到一位美丽的女郎，缓缓梳着长发，唱着哀伤的歌曲，水手们于是意乱情迷，最终船毁人亡，于是，罗雷莱崖壁，成为诱惑与死亡之地。这个类似古希腊塞壬（Sirens）的故事，通过海涅的不朽诗篇，又得Friedrich Silcher谱曲，更添凄婉诡异，流传百世，令人有些恐惧却又忍不住向往。下面，我是《罗雷莱》的德、英和两个中文版本：

Die Lorelei 
Heinrich Heine, 1823 
Rechts: englischer Text aus Kanada  
Melodie - Friedrich Silcher, 1838 
 
Ich weiss nicht, was soll es bedeuten, 
Dass ich so traurig bin, 
Ein Maerchen aus uralten Zeiten, 
Das kommt mir nicht aus dem Sinn. 
Die Luft ist kühl und es dunkelt, 
Und ruhig fliesst der Rhein; 
Der Gipfel des Berges funkelt, 
Im Abendsonnenschein.  
 
Die schoenste Jungfrau sitzet  
Dort oben wunderbar, 
Ihr gold'nes Geschmeide blitzet, 
Sie kaemmt ihr goldenes Haar, 
Sie kaemmt es mit goldenem Kamme, 
Und singt ein Lied dabei; 
Das hat eine wundersame, 
Gewalt'ge Melodei.  
 
Den Schiffer im kleinen Schiffe, 
Ergreift es mit wildem Weh; 
Er schaut nicht die Felsenrisse, 
Er schaut nur hinauf in die H?h'. 
Ich glaube, die Wellen verschlingen 
Am Ende Schiffer und Kahn,
Und das hat mit ihrem Singen, 
Die Loreley getan.  

 

I don't know, whate'er hath befall'n me, 
That I so pensive should be. 
From out of the past, an old legend 
Keeps haunting my memory: 
The air is cool, and the darkness 
Descends, in the vale of the Rhine; 
The tops of the hills are still glowing, 
Reflecting the ev'ning sun's shine.  

Above me, the lov'liest of maidens, 
Is seen on the mountain, up there. 
Her golden jewelry is gleaming; 
She's combing her long, golden hair; 
With a golden comb she grooms it, 
While singing a mystic lay, 
So strangely enchanting its magic, 
It steals your soul away.  
 
Below her, upon the river, 
A boatsman is seized with fear. 
He sees not the foaming eddies, 
The yawning gulf appear. 
And soon the wild waves overwhelm him. 
He's never seen, again. 
And ever the Loreley singeth 
Her mystic, enchanting strain.  

 

不知是什么道理，
我是这样的忧愁，
一段古老的神化，
老系在我的心头。

莱茵河静静地流着，
暮色昏暗，微风清凉，
在傍晚的斜阳里，
山峰闪耀着霞光。

一位绝色的女郎，
神奇地坐在山顶上，
她梳着金黄的秀发，
金首饰发出金光。

她一面用金梳梳头，
一面送出了歌声，
那调子非常奇妙 ，
而且非常感人。

坐在小船里的船夫，
勾引起无限忧伤，
他不看前面的暗礁，
他只向着高处仰望。

我想那小船和船夫，
结局都在波中葬身，
这是罗雷莱女妖 ，
用她的歌声造成。

 我不能预言这是什么道理，
这无以摆脱的无以名状的忧愁，
一段古老的神话，
在流泪的心中萦回。
暮色中微风清凉，
莱茵河静静地流，
血色的残阳，
照耀着山岗。

一位绝色的美女坐在山顶上，
如同高踞神位。
金黄的首饰闪烁，
她梳理着她的金发。
她用金黄的梳子梳着，
同时送出了歌声，
那调子非常诱人，
听者意乱神迷。

小船里的船夫，
在忧伤中恍惚，
他不看水里的暗礁，
却只是仰望高处的女子。
无情的巨浪吞没了他！
船毁人亡，
造下了这场灾难的是，
罗雷莱的歌唱。

 第三天

第三天前半部分将用于赶路，巴黎到里昂大概还要走五百余里的路，午饭需自己解决（按每人每顿5欧退款，看来团餐成本果然够低）。于是大家充分利用早餐优势，以图减免午饭开支压力。这使得出门又比计划晚了些，司机很是无奈。从这天起，我们开始品尝海伦所说“旅游旅游，先旅后游”，此后几天往往半天甚至大半天呆在大巴上赶路，除了睡觉，便看看录像作消遣，一袋录像带共有四部片子：《茜茜公主》、《维多利亚女王》、《大染坊》和《天龙八部》。这天开始看《茜茜公主》，可惜讲的是中欧的事情（威尼斯大概不算），不过也算是领略了欧洲古代宫廷生活风貌。午餐就在高速公路边的休息站“自己解决”。我把最后一盒方便面消灭掉了。欧洲的高速公路上隔一定距离就有休息站，有大有小但都五脏俱全，加油站，餐厅，超市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地方有多家餐厅甚至一些娱乐场所。我想国内也可以学上一学，钱是绝对有得赚的。

里昂是法国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海伦说欧洲人口超过100万的就是大城市），位于罗纳河与索纳河汇流处，据说因拥有很多中世纪建筑特别是教堂被誉为“拥有一颗粉红心脏”之城。这我有些不解，莫非欧洲人认为对中世纪或基督教的忠诚应该用粉红色来形容就像中国用红色来表达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不论其本义如何，里昂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故意的在视觉上拥有了粉红色心脏——里昂城里绝大多数的屋顶都是红色的，不过与其说是粉红不如说是橙红，比红砖红一些。

里昂作为普通意义的旅游对象并没有耀眼的“名胜古迹”（虽然如果看介绍还是能数出一大堆，但都不够响，而在非旅游领域，里昂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因此勉强安排了一个市政大楼作为景点。时间还宽裕，海伦说她每次来都想上索纳河对面的山头上去看看，可惜一直没时间，这次时间略有宽裕，就想去开发旅游景点。山头上有教堂古堡，埃菲尔铁塔的妹妹，一座像神庙的建筑，又可以俯瞰里昂城，总之令人向往，于是大家也就支持了这个踩点行动。此时我们在罗纳河边，离索纳河大概也就五百多米，进城的时候就从那边来的，想来马上可以到索纳河边，然后过桥再想上山的办法。哪不知在里昂开车就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遍地单行线，咱司机的女朋友（GPS）又和他闹别扭说是要分手，一路乱指，那个令人充满幻想的小山头就像是一场梦，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遥不可至，绕来绕去，逐次逼近，总算来到索纳河边一问，上山得乘缆车，还只能到某某区域，稳妥起见，我们只能作罢，海伦只好宣布开发景点失败。

于是我们回到罗纳河边下车，步行来到里昂市政大厅前的百泉广场（有好多两米见方，不到五公分深的浅池，中心有小喷泉）。拍一拍市政楼，广场上的绿色马大喷泉和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建的里昂歌剧院，剩下的时间都解散自由活动。有人向右去了赌场，我和妈妈向左钻到市巷中去，逛逛小店，感受一些市井气氛。

里昂那么多单行线应该也是出于无奈，难说规划城市的时候是以皇帝的大马车作极限尺寸参考的，反正街道窄得厉害。其实这也不是里昂的特产，欧洲太多地方如此，如果要扩路，就得铲掉几栋古建筑，这可就值得斟酌了，这一斟酌就不知道要费多少劲，时间长了，谁都懒得折腾了。不过街窄对于一个不大的城市还不算致命，反而造就了一种安逸的市民生活。下午五点左右，街边的小店大多已经打烊，偶尔有几家略为勤奋些的，推门进去转上几圈，格外安静，偶然踏进轻轻唱着深蓝爵士的CD店，一个人背着手欣赏，偶尔从里间传来高跟鞋轻轻扣在木地板上的声音，实在是很惬意。转过几个弯前面有一块空地，一个小伙子在玩弄自行车。这种昆明最普及的交通工具在欧洲可是稀有物品，一般只作为运动器械。这个小伙子的坐骑就不简单，龙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我见到他时，就正在练习空中转龙头，挺有意思。这周围都是热闹而不聒噪的地方，餐馆，咖啡厅，老妈必进的冰淇淋店都在这几条街上，天黑之后，想来更是红火。巴黎的街上尽是游人，在里昂，却能感受到生活。陪妈妈吃了一份一半都是奶油的冰淇淋（欧洲常见形式），时间也差不多，便回市政楼集合晚餐。

本来计划步行到餐馆，但海伦考虑到阳光太晒，还是让大家上车坐一段。阴凉是躲着了，路可没少压，原本不到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一坐车就只好迂几个“之”字来逼近一点，真有种“归去来兮”的感觉。

记得就是在里昂的中餐馆，团餐的简陋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其难吃程度被推向一个至高点，那盘酱油水泡豆芽的技术水平基本达到了一个不可被超越的低度——天哪，我觉得我闭着一只眼睛，背者一只手也做得比那好吃啊！

晚饭后回旅店，司机和他女朋友彻底闹翻了，怒火正旺的G小姐阴险地用优雅的声音领着司机全里昂乱转就是见不着去旅店的路。在鬼打墙转圆圈游城数圈之后海伦终于决定依靠地图来寻找出路。果然“女孩子”还是要女孩子来征服，不久我们就找到了正确的路，只是在最后一个口转错了方向而之前GPS所报的恰好是正确的，莫非妒火中烧的G小姐还是要在司机大哥和协助司机大哥摆脱自己控制的海伦美女面前证明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

这晚住的居然是个小套间，两套卧室双卫还带个简易厨房，有趣。可惜没带CD，浪费了里间卧室的音响设备。由于我的失误，目前这家酒店的房卡还呆在我床头柜上，抱歉了！

 

第四天

第四天早晨开始继续压高速，又是半个法国的距离。从这天开始，“大巴剧场”上影二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大染坊》，主演侯勇。想想大概是从《龙票》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以近代工商业界为背景的大剧，到了《乔家大院》《大染坊》算是颇成气候。这里不是写影评，就不罗嗦了，确实很精彩。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是陈寿亭对他的夫人说卢家驹的名言，说夫妻之间有三层境界，首先需互相理解，然后互相支持，最后能互相欣赏。诚妙哉！

由于司机手上的材料错将嘎纳的旅店弄到了尼斯，为了车行方便，海伦决定将路线由尼斯—嘎纳—摩纳哥改成嘎纳—尼斯—摩纳哥，这样便可不走回头路。

嘎纳地方很小，处于法国的东南沿海，在不太远的古代被某个王或者将军（忘了，也不太容易被搜到）在逃难中看中，从此这个很有南国风情的地方开始成为欧洲人的度假胜地。而在世界人记忆中，嘎纳的名字当然是和电影界连在一起的，每年5月，那么一个小地方一时间名流汇集，群星闪耀，一时间主客倒置，尽争棕榈树的主人。

电影宫外形相当低调，和沿途任何一个景点建筑都没得比，内部据说倒是功能齐备。电影宫后是嘎纳的旧港口，停满了私家游船（不是小艇，是“房船”）——嘎纳是个富人聚集的地方，度假区嘛。再往左有很小一片沙滩，可是再小也是晒太阳成性的欧洲人眼中的黄金宝地，满满的足塞了几百人，似乎也都不觉得挤，满脸很享受的样子。昆明气候舒适紫外线又强，旅店又多又便宜，还好没多少沙滩，要不难说得让欧洲人爬满了。

我和妈妈都下去踩了踩水，算是摸到地中海了。对面的突尼斯会是什么样子呢？地中海实在是个能让人陷在里面沉思不醒的地方。它应该是人类最早征服的“海”，公元前三世纪的古籍中就用“Maremediterraneum”（拉丁文，意为“陆地中间的海洋”）来称呼它，事实上可能这个认识要更早，《荷马史诗》里希腊舰队就能不很困难地从斯巴达开到土耳其海湾（目前考古界怀疑特洛伊城所在的位置），而从意大利南端到西西里岛再到突尼斯海上距离更近，所以非洲这个“新大陆”估计在那个时代就被发现了，何况非洲这边还有海上势力强大的古埃及人。这样也只是从海上扩张力来讲，其实，我估计非洲从来就没有做过“新大陆”，因为史书上都写着解剖学意义上的最早人类（“first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智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从非洲到西亚再到欧洲迁徙扩散（虽然这一点目前已普遍受到学界非议）。那么纵使当时还没有能够记录历史的语言文字，也应该通过某种群体记忆形式在欧洲的智智人中留下关于“老家”的认识，特别是沿途留在地中海东岸的那些族群，毕竟，欧亚非并没有彻底断开。所以，人类文明一旦活跃起来，特别是到了三次大分工（农业、手工业、商业）之后，地中海就立刻成为交通大枢纽。它将欧、非大陆隔开一段古人通过冒险可以跨越的距离，天然成为大规模进出口交易的最佳土壤。在人类文明的最初时代，我想地缘因素绝对可算是一种文明原始精神个性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我认为欧洲文明的精神基因就形成于地中海。是地中海养成了欧洲人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甚至可能是西方宗教发达的一大根源），是地中海使欧洲的商业从上古开始就极具地位，是地中海让欧洲人拥有征服大海的信心，但也是地中海打消了欧洲人一统“天下”的念头，对照中国，就能知道这些也许就是此后几千年欧洲历史欧洲文明的特性起源。这个说来话长，以后还要另外研究。人类走到今天，跨越地中海基本上是件随心所欲的事了，可是南北两岸的巨大差距，真是天上地下，不知地中海还将左右人类文明多少个世代？

绕回到面对电影宫的左边有一个开放的小公园，公园的地板上有好几串地砖，上面有20世纪影视界明星的手掌凹印。签名都时兴龙飞凤舞，所以看清楚的不多，认识的更少，不过还算找到了老熟人Sharon stone，妈妈也对着按了一下。看着这对被按抚得微微发亮的手印，想想《本能2》的票房惨败，那个十年前令全世界男人燥热疯狂的潘多拉，如今都已为岁月蚀没，更不用说多少打着1920年代的名字。“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演员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如果他曾经真的触到了一群人、一个时代甚而整个人类的本能，他也就触到了永恒。

尼斯距嘎纳很近，也在地中海边上，相对于嘎纳，则有更长的海岸线和沙滩，所以这里也就有更多享受日光浴的人。可惜传说中的“天体海滩”在得比较偏，否则俺还真决定豁出去裸奔一回，咱城里人，不容易啊！除了沙滩，尼斯还有法国第二大的飞机场，看样子完全是填海造出来的，从google earth上看就像一艘靠港的巨型航空母舰。尼斯没什么耀眼的景点，来这里就是看看步行街，有兴趣的人去一去赌场。我和妈妈去逛了逛商业区（有家卖房中介，房价真贵！价格和北京上海一个水平），买了些蓝莓吃（真好吃！），到时间也就回麦当劳店集合了，结果山西一伙和海伦失踪了，超时一刻钟不见人影。山西俩女的购物欲奇强是咱团里头有名的，可海伦去哪里了？我真有些担心她禁不住黄金海岸的诱惑跳水里头沉醉不出了，看看近处的海滩上却也不见人。正急着，见她气喘吁吁的并着山西的几位跑回来了，原来那两位买下香奈儿的墨镜（200多欧，说国内超过4000），用海伦的信用卡办退税，结果售货员摆出了欧洲式的优雅，你急他不急，收钱结帐办退税倒腾了据说有半个小时，无奈。

吃过晚饭，回旅店。酒店真正的位置在嘎纳，看来这段回头路还是省不掉。这天是全程最热的一天，阳光是如此的灿烂，欧洲人狂喜，我可没什么兴趣，脸被晒得热热的，回到房间，空调却极为疲软，真是急煞我也。睡在床上周身的火热感久久不能散去，干脆旋转180度凑到空调下方去，和妈妈聊了大概一个小时。觉得吹着空调睡危险，最后还是调小了转会去睡，结果次日醒来，发现已然中招，喉咙肿得厉害，还是感冒了。

 

第五天

第五天上午至摩纳哥，然后赶路600余里至意大利中部城市博洛尼亚。

摩纳哥是世界第二号小国，相当于一个现代城邦，国土面积1.9平方公里。全国还被分为四个非行政区域，比较大的是南边的摩纳哥和北边的蒙特卡洛。1919年的摩法协约规定如果摩纳哥没有男嗣继位延续王朝，摩纳哥将归入法国。不过2002年这一约定废止，摩纳哥打算永远独立于法国，尽管目前其国防都由法国代理。

搭乘岩石内部的电梯我们上行来到处在海岩上的摩纳哥区（首都），经过海洋博物馆（当时不知道其世界影响力之甚）和一座教堂，穿过一条小巷就来到摩纳哥皇宫前。比起凡尔赛宫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不过这可是个活王宫，游人也就能在远处拍拍照。在绝对只容人行的街道间转了转，买了点纪念品，就转身回去集合了，路过教堂时进去看了看，虽说没有如何显眼之处，但毕竟是本人生平第一次走进教堂，看到听过不知多少次就是没见过的管风琴。

摩纳哥和蒙特卡洛之间有一段很美的海湾，水很蓝，阳光很灿烂。由于地皮紧张，游人又多，旅游车都被强制要求泊到规定的停车场去，所以要再坐回车上就得等工作人员打电话叫车过来。这段时间大家又在路边的店里买了不少东西，我的十字军战士模型就在这里买的。

蒙特卡洛的中心就是一座号称世界第三大的赌城。比起拉斯维加斯，蒙特卡洛赌场个头算停挺小的，外面看着就像一座酒店，不过听说里面功能齐备，精致豪华，很有贵气。我想也应该如此，美国文化里就缺乏这种贵族气质，赌场如此，汽车制造也类似。赌场下午才上班，我们也没法进去，只能听着海伦跟我们讲故事，她如何压500赚了8000，如何又贡献了4000在这里，有钱人啊！（按：正写到这里海伦打电话到手机上，难道是遥感到我在说她伤心往事？！）

欧洲特别是欧盟国家之间相当没有国界感，往往就是穿过某个隧道，出来见到路边插着几面国旗，就是入境了。午饭在一个天桥上的餐馆里自行解决，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尝到了意大利式的生菜。就生菜本身讲，就是那种紫黑色的橄榄比较特别，不过更有讲究的是佐料。这时咱意大利美女导游终于秀出了她一路自恋的意式厨艺，让我和妈妈尝到了地道的意式生菜，老妈作为食草动物果然对其一见钟情了。次日中午妈妈干脆自己吃一盆，还找海伦讨来了配方秘诀，原来就是要根据口味多放橄榄油和意大利特产的黑葡萄醋。

天黑不久，我们进入博洛尼亚，路边偶尔见到了海伦说的特殊职业女性，后来才知道此乃Bologna三大特产（美食（意式饺Tortellini、Lasagne——不知能不能叫作意式“派”、肉酱西红柿sauce等典型意式风味），斜塔（非比萨斜塔，是两个都斜了的炮塔），女人（以限制级绝技出名））之一，可惜都不能欣赏到了。

意外的是在酒店见到了莫非的室友王睿同志。

 

第六天

第六天上午继续赶路，本来还是想争取到罗马午餐（武汉两位吃不惯西餐，中午在路上都不吃），为了能增加许愿泉景点，大家也都相当积极地起床吃早餐，第一次完全准时上车，这次反倒是司机没来，和朋友聊天去了，跟他说人齐了居然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道：“I can’t believe it!”看来我们团队守时意识已经在被鄙视了，海伦就经常无奈地批评我们说有组织无纪律，欺负她不够凶。我从昆明到上海就明显感到守时意识水平的提升，包括自己本身，看来民众守时意识也算是地区发达水平的一个量标，它直接反映了时间作为稀缺资源在一个地区的价值水平。不过自那天之后，大家似乎被司机刺激了，都变得比较准时了。起早贪黑最后还是没赶到，午饭又自行解决了。

罗马在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实在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想起来就让人不知从何说起。它很少作为文化发祥地，却一直都是文化总中心，这种凝聚力实在令人着迷。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特点，罗马趋向于保守，这决定了它将不会是改革的新锐，不会是现代经济信息世界的前沿。从进入罗马前海伦的介绍起，我们开始一点一点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浓重沧桑。

俗语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其实要想乘车来到罗马的中心（大概就是威尼斯广场的位置）还真不容易，整个城市主要街道布局呈七扭八拐辐射状——虽然还是可以找到几层封闭曲线及其径向曲线，但是总体积不规则，不像新德里那样典型的蜘蛛网状），其再小一些的道路基本上直接降为毛细血管级，大约还是千百年前为马车队量身规划的样子。整个城市自由空间很局促，大部分空间都被古建筑或遗迹填满，此外都是被历史筛选剩下的精美到很难被拆除的近代建筑。于是罗马街上基本见不到三厢车，突出的行李箱在罗马是空间奢侈品，于是Smart形状的车完全得逞了。没办法，这是被称作“露天博物馆”的城市，在罗马扩路就像在卢浮宫、凡尔赛宫面对连连巨幅壁画破顶拆墙，绝对得不偿失的行径。不仅如此，罗马这片土地更像是敦煌石窟的墙壁——在这儿，时间轴似乎突然重合到空间深度里，每深入几许，历史就反演百余年。活在地面上的，其实只是今世之罗马，而在整个城市空间里，却存在着整个“罗马”。大量不为人知的地下遗迹令地铁建造举步维艰——是的，今天的罗马人因为过于充分的历史记忆而感到沉重了，可是他们不得不如此，存在于此的是三千年的罗马，他们必须负责地为三千年的罗马而活，这是一种多么尊贵的无奈！

为了快速切到第一个景点（把一个国家降成一个景点实在有些不敬，不过客观如此）梵蒂冈城附近，我们在环城路上走了不少，然后通过某古道，来到梵蒂冈城老城墙外附近。这里本来是海伦曾经一天导两趟超级熟的地方，不过她还是想尽量找点活儿给老妈做着开心，于是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海伦的妈妈，也是我们梵蒂冈城的杨导（本来海伦想请她导罗马全部然后随团参加后面旅游的，可是据说她很忙，没答应，最后只导了圣彼得广场），母女半年未见，今日相会，自然欣喜难抑，幸福无限。

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故宫的一半多一些，不过和摩纳哥以及后面要见到的列支敦士登袖珍国相比，一来其主权独立程度达到了能有的极致，二来其触肢延伸之广密甚至是世界之最。全国一千左右公民，半数派往联合国和各建交国作为外交使臣，剩下的也几乎都在政府及相关部门任有官职，没有所谓“老百姓”的概念。忠诚的瑞士卫兵团虽然就说就二十来人的规模，但也算是一支御林军，至今已刚好有500年历史，身着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彩条制服，像模像样，于是，国防虽然空虚但还不至空无。作为天主教的教廷国，梵蒂冈就像整个天主教组织的大脑，教宗在我看来不仅仅如许多地方所说是全球天主教的精神领袖，事实上他们主导本国行政办公和外交事务，决裁全球天主教高级人事任命（当然有特殊情况，比如中国大陆就自行推举地区总主教），至少在理论上，确为国家主权之所归，教会最高权力之所属，是实实在在的“皇帝”而非宪下君主，只在皇权继承一环上与封建君主制之世袭明显区别。另外，梵蒂冈在全世界有大量的地产和数目不为人知的金融资产，为本国提供了百分之四十多的财政收入。所以说梵蒂冈这0.44平方公里地，1000来号人所支配影响的范围要百千倍于本国，就像是一个大型集团投资公司的总部机构。

圣彼得广场和圣彼得大教堂主要在米开朗基罗手上定形，据说整个广场是按人的身体构型布局的，隐现出势不可挡的人文思潮。广场中间矗立着埃及方尖碑，据说这是抢来的。西边的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第一大教堂，同时也是一座天主教艺术大宝库。首先教堂本身就是建筑史上不可跨越的经典，历经几代艺术大师的精心设计，工期过百年，实在算得当时建筑艺术、工程的集大成者。醒目的巨大苍穹顶直径41.9米，只比万神殿少一米，但却有其三倍之高，外部顶尖十字架最高点137.8米（旅游词中说是146米），是整个罗马城的至高点，至高无上的神权由此可见。教堂内部，有足够看上一天的壁画壁雕塑像，其中不乏拉斐尔《变脸》、米开朗基罗《圣伤》这样的旷世杰作，也有众多基督教文物，比如挂死基督的十字架，当然，还有整个教堂存在的原因——圣彼得的遗骨。这里我不打算把在圣彼得教堂所闻所见全部记录下来，因为以我的知识不可能说出比任何一个专门介绍上更为到位的描述或者其它独到的见解和领悟，毕竟对于基督教我是无知的，只有一点感慨值得一提。法国的卢浮宫、凡尔赛宫完全可以代表整个欧洲古王宫的最高水平，不过当我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后，我特别实在地感受到西方人心中人和神的差距，说富贵教堂自然不可和皇宫相比，可说到气魄宏伟，气象森严，皇宫却难及大教堂万一，这简直是人的身驱与心灵、欲望与信仰的差距。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却不曾真的有神，有的是混杂形上学、宇宙论、甚至心性论却极少神性的“天”，而“君”始终就是人间的天，所以中国人把最宏伟的气魄和最崇高的庄严都给了皇宫和天坛。

广场北面有教廷的行政楼，中午十二点，教皇会从一个特定的窗口出现向世人招手。

从梵蒂冈出来几个掉队的人在西安人错误的引导下差点走丢，还好我们及时发现，海伦急忙回身找人，我和周元庆择往地道出口的另一个方向找，结果他们果然是出地道直走找不着路了。

罗马一些没有被改为现代车行道的古道或是空地常常铺着手掌大小的石块，海伦说穿高跟鞋在上面走经常卡在石间凹缝里。也难为了罗马的女士们，从穿上高跟鞋那天起就得练习“罗马式猫步”，你看像海伦这样年纪已经功力不凡，成天穿着高跟鞋纵横欧洲大街小巷，不累不说，还有如踏青云之感，不小心连续走个五分钟就有人跟丢，家乡里就是轻车熟路。

接着我们来到罗马的中心，威尼斯广场。海伦说它还有其它名字（比如祖国祭坛），而威尼斯广场这个名字是因原来的威尼斯国的使馆而来，反正就是个纪念意大利统一的地方。这里没地方停车，司机只好开着大巴在旁边的一个转盘一圈一圈转，我们也只好从速。

对面是墨索里尼发表演说的阳台，现在看来，实在是个很小的地方。正当我们在阳台下仰视厄玛努埃尔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意大利的开国国王)的雄姿的时候，四个十来岁的女孩从我们人群中穿过，海伦急向众人呵道：“这四个人是小偷，小心！”于是大家瞬间戒备起来，四个人晃过去也没什么收获。哪不知走过去不远那四人又转了回来，走过海伦身边竟气势汹汹地呵斥起来，作为地道的罗马公民海伦当然是不会在语言上吃亏的，于是上演地道的意式街边对斥，那气势，在中国就是要打起了的感觉，不过就在两人看上去都要顶在一块儿的瞬间那四人走了，其实总共也就说了两三句话，不过两人都势往前顶，实在大有威势，看得我凝神屏息——这么说我好像是斗兽场里看戏的，其实当时瞬间就紧张严肃起来，不知会发生什么。后来海伦说那四人跟她讲不会动他的客人让她放心，让她不要多管闲事——这算让人知道什么叫盗亦有道了，广场范围内游荡着很多伪装成游客的小偷海伦能一眼认出他们来，他们也一眼能认出海伦来，“消费群”完全定位在外地游客，当地人是不动的（一大原因是只有游客才带有大量现金）。整个广场的偷盗圈不让你感到所谓“偷偷摸摸”，反而像是某种技术密集性专业市场，而且是免税的。细想想这也不难理解，国内大部分小偷是靠偷吃饭，是谋生行为，而欧洲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很难会有人吃不上饭，偷盗就成了种职业选择。两种情况人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令人感叹的是，不论在巴黎还是罗马，按海伦说见到的那些小偷都是吉普赛人，我突然特别理解西方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种族问题，甚至反倒觉得“种族”作为集合名词表示一个整体被歧视完全是可能也是可以的事情，一个专出小偷的民族怎么能不被人鄙视，一个创造灿烂文明的民族怎么能不被人尊敬？问题是我们不能把“整体”理解为“总合”，我们可以说西欧的吉普赛族群作为一个整体是落后和低贱（这专就后天群体社会行为讲，非纳粹所谓血统上的“下等”）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西欧所有的吉普赛人都是混蛋，更不能说吉普赛的基因是低贱的，这是有区别的，只是这种区别太需要理性，人冲动了，被人煽动了，就容易忘了分别，种族歧视和仇恨就会滋长。

其实传说中的“真理之口”（Bocca della Verita）就在不很远的科斯梅迪圣母教堂(Santa Maria in Cosedin)，只是时间有限，只能立刻朝斗兽场赶了。

路上看到右手边一片废墟，问海伦说是古代的市场遗迹，后来才知道那可不是一般的市场，这片破石头烂柱子可曾经是罗马的中心“古罗马广场( Foro Romano)”，有很多神庙在这里。

再往东就到了罗马的象征，斗兽场(Colosseo)。传说中在公元前7、8世纪，孪生婴儿罗慕洛和雷莫被弃台伯河，幸得一母狼哺乳得以存活。后两人从外祖父努米托雷手中得到了台伯河上七座山丘，并在此建城，即所谓“七丘之城”。而后罗慕洛又把兄弟雷莫杀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城市，即“罗马”（意大利文Roma，英文Rome，德文Rom）。看来罗马自古便流淌着狼性的血液。凑巧的是，当把“Roma”反拼为“amor”，便成了拉丁文的“爱”，看来罗马本性中就是一个“反”仁爱的地方，而斗兽场就是一个最直观的实物见证。八万俘虏（据说是犹太人），八年建成，今我仰望残躯，仍是何等气势，何等堂皇！闭上眼，我听到愤怒的暴吼，绝望的嘶叫，撕不破透射出万点绿光的兽欲围墙，却让那不知是最冰冷还是最炽烈的血液漫场自燃，男人不再安坐着幻想自己附身的角斗士触享死亡边界的电击，疯吼着地身体兴奋地够向那将要爆出身体本能的砧板，恨不得舔到些许溅起的血腥，站在顶上的贵妇人恣情地尖叫着，她们得不到男人的坐席，却能在这里用指向下面的拇指纵享同样快感的奴役。这死亡的盛宴，凝聚的是罗马人的穷奢极欲。残暴，不再是战乱中的求生欲，而是盛世中的享乐，这难道能叫做和平的血腥？！

人类便是这样一种贱而疯狂的动物，面对死亡，明明极为恐惧，反而越发迷恋，要么亲尝却不会彻底，于是本能自虐，要么彻底却不会亲尝，于是本能杀戮。斗兽场的表演，便让罗马的贵族们能在幻想中同时获得这两种方式的欲望发泄。也许文明不是消灭欲望，也非单单约束欲望，或者升华欲望，而恰恰体现为探寻这种更为含蓄更为和谐的足欲形式，毕竟文明生长的动力，大概就源自人类满足欲望的追求。由此观之，今天我们看斗兽场都是残忍野蛮，或许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的意大利半岛，斗兽真是一种高雅艺术，毕竟它已将赤裸裸的自残和杀戮对社会的权力群体变成了看席上的幻想。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个权力群体扩大了，文明发展了，我们不在斗兽场，而在电影院里体验某种死亡带来的快感，看恐怖片自虐，看动作片杀戮，当然，所谓文明带来的高雅，也在于原始冲动与精神意识的交合，所谓暴力美学应运而生。不过，人类终究有追求本能直接释放的冲动，于是我们可以去蹦极，可以去打猎，毕竟是文明依附于欲望，而非欲望依附文明，也因如此，就是到文明发达的今天的文明人群中，照样有泄欲性的自虐自杀和打架杀人。所以，大概后人加诸古人的残暴往往是不顾实际的。其实这也并非限于残暴，一切价值领域的判断大概都是如此的，“应然”非“实然”，脱不开时间地点，亦脱不开人。罗马在鼎盛的时候弥散着今人眼中的残暴，希腊人在鼎盛的时候弥散着今人眼中的放浪淫奢，其实那正是两种民族性格成熟而美丽的时代。人本能中对死亡和性爱的欲望可以制造罪恶和毁灭，比如在中国商末，也可以创造灿烂的文明，比如比商要晚得多的鼎盛罗马和希腊。至于摘星楼和斗兽场区别何在，人类欲望同文明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了何样的形态，那实在扯太远，不说了。

如今斗兽场东南、南部外围墙壁几乎已经不存在了，那是后世历代罗马人建房就地取材的恶果，毕竟再叫个几万人从远处搬石头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斗兽场荒废以后，自然成的低成本采料场。至此，我突然觉得罗马人同历史，同古典的羁绊并非是全被动的，若非如此，一个单纯陷入回忆的古城早就应该彻底的成为废墟或者败落，而罗马则相反，众多时代的遗迹恰恰证明它不属于任意一个时代。事实上，这个两千多年前的中心今天依然是中心，虽然也难排除某些偶然因素，但一个都城能高度活跃两千多年本身就像我们证明了其内在充足的活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罗马的这份活力，自然也源自民族本身的创造力和适应性。罗马作为文化的权威地难免是保守的，但保守不是死守，整个罗马族群有着非凡的创造能力和进取心，于是近古佛咯伦萨可以酿生文艺复兴，今天米兰可以引领世界时装，前不久意大利还拿到了足球世界杯的冠军，而这些外围的活力又都慢慢渗回罗马中心，使得这个城市虽然总是老的，但永远不是旧的。今天罗马人与千年历史的纠结其实更多是出于责任和喜爱，而非积留大脑的腐朽陈灰，这实在令人高兴。斗兽场被拆去的一段围墙实在给人丰富的启发，一时难以言尽。

斗兽场西南角上有君士坦丁大帝（Gaius 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us the Great）凯旋门。据说是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定立为重新统一的罗马帝国的国教，取代原来的罗马希腊混合多神信仰，从而带来了此后千余年基督教的辉煌，对此，有美国学者马恩甚至说：“自此以往，就我们现今所知的基督教而言，创立者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的耶稣基督，而是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不过在这座有一点点泛着赤红的千年凯旋门上倒还没有看到成熟的基督教雕刻艺术，其上的壁雕更像是希腊化的风格。个头到的确比不上巴黎凯旋门，不过它所象征之“凯旋”怕是犹有过之——君士坦丁手上重获统一的罗马帝国怕是要比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在疆域上大不少的。不过两位辉煌之昙花一现，两位对后世之深重影响却似如出一辙，不过在实际行为中，一个捧红了基督教，一个软禁了教皇，其间已去千数载矣。

一天赶时间终于换来了期待中的“附加景点”，许愿泉（Fontana di Trevi），关于许愿泉“许愿效果”的传说实在有太多版本，但都提到一点，能够再次来到罗马，看来罗马真是一个令人向往和留恋的地方。据说这个喷泉是为了纪念在二十多公里外找到泉水的Trevi。罗马城里到处是喷泉，许愿泉只是三千分之一，不过它的人气怕是最高的。海伦名言——人多地地方小偷就多，这里又是例证了，当地人干脆把这里叫作“小偷办公室”。不过我使劲张望良久也没见着“办公现场”，看来要练成海伦的火眼金睛还得要些时日，连吉普赛人都不太认得出来，更别说传说中的高级技师——“放电”帅小伙了。许愿泉的人气绝对不单来自《罗马假日》的广告，其设计建造是非常美的，中央的海神波塞冬，两边隐寓海水的驯、烈二马，后面的司机女神以及Trevi的浮雕像都上乘的作品，整个喷泉水池，墙壁，雕塑的布局很有韵律感，神似中国的墨砚台设计。右手执币绕过胸前向身后泉水扔去三枚硬币，许下三个愿望，但愿真能求得好运气。许愿泉旁边有海伦一直推荐的“最好吃的冰淇淋店”，据说这个店铺就是当年《罗马假日》中赫本光顾的理发店。妈妈向有吃遍天下冰淇淋之志，这里当然不可能放过，5欧元一个双味卷，一半猕猴桃味，另一半大概是纯奶味的，不记得了。不过味道一流是记得特别清楚的，爽而不腻，特别清透，相当合我口味，相比之下，风靡国内的哈根达斯则是醇浓一派，有时含在嘴里都有热辣的感觉，不大和我性子。这种清爽型的冰淇淋有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吃了绝对还想吃，还能吃，不过要是再排一次队怕是要迟到了，妈妈只得在附近另外一家买了一份，差距就是差距，老妈立即被其甜腻打翻。

此后我们还见到一个忘了名字的喷泉，据说造好后世人批评其中央雕像人的腿脚比例错误失调，最终创作者经受不住巨大的舆论、精神压力，竟然自杀。看来那个时代的罗马艺术家是多么崇拜人本主义，是如此将艺术视为生命，令人感叹不已。

罗马作为旅游城市，重量级不说在巴黎之上，至少是一个级别的，可在时间上，我们却只有巴黎的四分之一，更无奈的是，这天恰逢罗马举城游行呼吁世界和平，下午六点封城，要不赶着出去，可就得露宿罗马街头了。于是我们就这样，告别了这个凝聚得如同Espresso一般浓烈深沉的黄金古都，告别了海伦本可细数家珍四五天的傲人故乡。

这天的晚餐是超规格丰盛的，因为事先海伦已经指点要诀：当全团鱼贯而入时一定要喊“焦姐好！”我们依计行事，果然，老板娘禁不住咱此起彼伏的奉承，终于乐滋滋地给咱加酒加菜，于是我品尝到了意大利的普通红葡萄酒，作为一般的酒算不错了，不过我还是给海伦推荐了咱家乡名酒云南红。

餐后我们延E35往北赶路，为明天威尼斯的游程争取时间。

据海伦说，意大利人相当热情（本人算是先现身说法一下），而且越南越热情，至西西里岛达到热情得让人受不了的程度，这天晚上果就亲历一幕。傍晚（一般九点多天开始黑）我们又进入了每晚一次的找旅店时段，Orvieto这地方海伦都只小时候来过，司机就更不认识了，山上山下绕了几圈没找着路，只好下车问当地人。海伦于是走进一间咖啡厅问路，据她上车后描述当时咖啡厅里所有人听到她问路全都站起来了，东说一句西说一句，都嫌前面发言的讲得不够清楚，最后干脆跃出数人勇当引路人。刚说完果然咖啡厅里走出一年轻男士架起自己的车绕过来引路了。这酒店果然相当隐蔽，非外地人轻易可觅得入口，最后竟是在一条山路中段通过一个接近180度的大转弯后忽然柳暗花明，现出旅店门墙，真是个隐居的好地方。引路好青年一直把我们引至旅店大堂门前，海伦下车道谢，回来说那青年很深情地忘着她，像是期待她请他喝一杯（然后如何慢慢讨论），可是她没说话。西安的小伙子道：“跟他说，要请32个人一块儿请！”大家纷纷叫好，可惜那引路青年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在我们哈哈大笑的时候架车回去了。嗨！真不知道这是意大利先生热情，还是意大利小姐美丽了！

进旅店就遇到麻烦了，意大利本地的插头和欧洲标准的不一样，插座孔更小，间隔更紧，这家旅店就只有这种插口，DC、DV都没法充电了，后悔没买晚餐餐厅卖的转接头，第二天再买就由2.5€涨到4€了。

这天晚上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也算让我拍到了地中海式的风暴，穿天的霹雳实在惊心动魄。其间还造成旅馆停电，不过不到五分钟就恢复了，不知国内的三星酒店有没有如此令人放心的供电保护系统，这不就是我的专业么。 

 

一年多以前，我再读《倚天屠龙记》，写下了关于周芷若的文章。你看后回文《也说周芷若》，说了很多相同或不同的主张。当时便欲回文探讨，甚至已经写了不少（见《周芷若》补及应张姮《也说周芷若》.doc），但写到后来写不下去了。问题就集中在对“周芷若-赵敏问题”的解决。我们究竟可依凭什么来评判两人的高下？我凭什么说赵敏更为可敬可爱？当时正在阅读劳思光先生《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对孔孟哲学有了真正的一点认识，因此自然的，在回文中企图依凭孟子“价值判断内在于自觉心”的原理解决问题。可是，心性哲学本身的唯心性质，在现代的我的眼中，本身存在着一些不易解决的矛盾，再加上当时对心性哲学的体系还不太熟悉，在借用孔孟原理做逻辑推论的时候便遇到种种障碍，终有自限泥沼，难达彼岸之感。于是弃之不论，不觉匆匆已是一年。

但是，这个问题却始终在我心里搁置不下——不光是因为要读懂周芷若、赵敏，更急切地是，我的生活境遇，越来越要求我必须去为莫非，为我自己，为身边的人去思索这个问题，“周芷若-赵敏问题”其实是价值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今，你我再看当时的文章，恐怕都要轻叹一声，深感物是人非了。近来陡逢人生奇变，大概思想上有些变化，在过去一年多的思考上，初现开朗，愿在此旧事重提，和你交待交待。

解决“周芷若-赵敏问题”的关键，是考察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价值领域天生的，或说自然存在而可去差别的“好之因”（用“好”不用“善”意在不至误会局限在道德领域）。如果存在这个或这些“因缘”（除了看“原因”，还要看“条件”），那么，就存在对人格做理性价值判断的可能，判断的依据就是：人，在多大程度上，基于存在于自身及身边的这些普遍原因和条件的特定存在，发挥自我的自由意志，去实现，和实现了“好”的提升。这个依据，有两个要点。其一，强调基于共性的因缘在个性人的个性存在，这就消化了孟子性善论的形上缺陷；其二，强调自由意志的努力程度。

基于对进化论的信仰，我们假定在生存与资源的矛盾下，自然、社会，会向着更为有序（低熵富集）的某种确定的大方向前进，也就是说，承认发展的必然。那么，身在其中的人，必然隐备着某种自我提升的动力（比如后期儒家代表王阳明就总结为“良知”），用唯物的观点看，这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再于实践中提升内在的力量，这和孟子认为内在于人性的“善端”不同。具体分析过程，我想没有必要，你一定明白这个说法不是凭空想当然的。

这样，换句话说，世界上所有的人，作为静止的状态，他们处于不同的境界，置身于不同的环境，但是，他们拥有一种等同的“天”赋之权和“天”赋之能——上进。所以，当我们从内部考察人的优劣的时候，可以避开某时某刻的特定状态，转而考察他是如何追求上进的。

周芷若的先天和环境比赵敏差很多，这个讲得已经很多。现在可以来想想，她们如何基于自身的情况，去追求上进。具体也不用说了，你都能想到。赵敏在张无忌身边在进步，周芷若在张无忌身边则有点退步。我不是说要对两个不同的人的上进速度做等量齐观的考察，而是说，都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眼光去审视，两者确是有优劣之别的。我之所以说“进步”“退步”而不讲实际上的“向善”和“堕落”，也在于要超出道德领域看这个问题。周芷若道德上的问题，可能原自适应环境求生的奋斗。这个不是她的问题，适应环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个是《鹿鼎记》讨论的问题，不论。关键是她并没沿着这条路向前走好，而是膨胀了自己的欲望，脱离了环境的现实。你在行文中说她问题在于“不顾一切”，我倒觉得，如果，她真是为着自己的某些追求而不顾一切地努力，那么她的终点，该是曹操。事实上，恰恰她没有不顾一切，而是患得患失，不愿在上进中放弃，练九阴白骨爪也并非处心积虑，而只是怨愤下的急功近利。不是要求她要达到曹操的限度——每一个巨人身上都凝结着众多的偶然——但她并没在这条路线上踏实进步，而是被扭曲的个人欲望左右，从而更进一步地扭曲自我。本性是难移的（如果考虑周芷若这样本性生成环境不好的情况），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提升本性的可能和能力，这并不是对她的苛求，而是环境实实在在赋予她的力量（比如张无忌的人格）。你我今天的境遇，不也在经历着自我的努力超越吗？赵敏好运气、好本事，看起来轻轻松松获得了好归宿，但是，你能否认她在过程中追求上进的牺牲吗，你能否认她面临的困境毫不比周芷若轻松也同样在冲击着她的极限吗？她们承受的压力，考虑到各自的特殊性，也是相当的，但她们面对压力的努力程度，就显出了差别。周芷若的每一次失败，可以说，都不是她追求上进的努力的失败，恰恰是她放弃上进的失败，所以从理性的角度讲，也不存在被环境残忍扼杀的情况。说得粗糙一点，如果她不拿倚天剑、屠龙刀，而是把一切都跟张无忌讲清楚，那么张无忌纵使一时在爱情上更倾向赵敏，恐怕结局也要大大的不同了。那个时候，她对赵敏的仇恨，她自己的余地，都和张无忌悔婚的时候有天壤之别，她完全是有机会的，可惜她克制不了蒙蔽智慧的扭曲贪欲。纵使发展到后来，有些东西覆水难收，劫数难逃，可是，我也没看到她丝毫的努力。当然，那种时候，需要的已经是大智慧大定力了，她做不到，不怪她，但她好像做都没有做，而走到那一步，其实也并不真是谁逼的，毕竟脚长在自己腿上。所以，一个人，当下有多好，是否已经具备足够强力的自由精神力量，其实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每一天是否做出符合他条件的努力去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以上都是从人的内部考察好坏，走的还是孔孟的路线。其实，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外在的环境才能全面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分析那么多，是为了寻求逻辑合理而充分考虑个人的内在特殊性，而实际上，好人坏人，最终作用于社会，也将由社会处置。自然选择的原理就是优胜劣汰，也就是说，裁决标准只有一个，就像高考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但是，分数线只有一条。不管我们怎么同情周芷若，最终她做了坏事，死在她手下的冤魂就会去缠绕她，张无忌理所当然要疏远她。我们每个人，为了活得更好，不可能寄望社会来理解甚至适应你的特殊性，而应当基于自身的特殊，去追求和社会普遍价值的统一。另外，我也相信，身在社会中的人，一些人类社会的永恒普遍的美好，总是能容于个人特殊的追求的，美丑善恶，毕竟不是某些人强行规定的。总之，价值不等于成败，但是成败关乎价值实现，此不可不察也。

莫非总觉得我们走到这一步，全是她迫不得已的，是我逼的。对此，我如今仍持不同看法。但是，我必须尊重环境的现实——我没有做社会要求做的事情，社会不会同情我的特殊性。其实她也要接受环境的处置，她终会知道她失去了什么，招来了什么，社会同样不会在乎她是不是被逼的。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我们都要努力，走好自己的路。 

民族精神问题提纲

5040309240  李诗旸

问题太大，篇幅太短，只能写作提纲——如此，仍有点大言不惭，将就用了。

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思考，我想，应该至少包括四部分内容：传统民族精神提炼；当前民众精神状况调查及总结；不良现状原因分析；改善建议。每一块内容，都足以做专题地研究，事实上，已经有数不尽的论文参与讨论。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是对个人认识的简述，基本不涉及论证。

关于传统民族精神的提炼，前人做过大量工作，比如张岱年提出[1]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和以合为贵四点，方立天则概括为[2]重德精神、宽容精神、爱国精神、自强精神四条，不胜枚举。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3]：“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相似的总结有很多，不过大都一致偏向于对民族精神中优秀的部分加以概括。其实对所谓民族“劣根性”的思考概括也有很多，这里不引了。本文无意于对此提出个人新的创建，对前人的工作基本表示认同。

下面试图对民众精神现状及成因做一点浅要的梳理。方便把握，先看后面的图。下面解释。造成当前民众精神不良成分的原因包括历史的和当前的原因。历史上，屈辱的近代史、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文化断层，使民众对传统民族文化和精神缺乏认识和传承，于是精神、文化的抗冲击能力、鉴别能力下降。分析当今因素，主要是市场经济不健全发展和人格、文化教育相对落后造成的问题。市场经济巨大的力量，给人们带来物质财富水平迅猛上升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发生强烈影响。不良后果主要是价值和关系的退化。价值退化是价值外化、物化、商品化的结果。这一方面相应地使人的需求外化、物化、商品化；另一方面，因为外化的内在价值往往是粗糙肤浅的，因此，这个过程必然伴随价值品味下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外化必然正反馈于价值外化，因此，这里实际上有一个需求异化过程——追求越多，内在拥有的越少。作为承载人生终极价值的人生信仰因此跌落，一方面因缺乏信仰力量，精神落于空虚脆弱，一方面无所追求，失去高远的志向。这些变化将使民众的生命幸福感性下降。这里，又存在着享乐意识的异化，越是想放松对精神的自我要求越是得不到精神的愉悦。另一方面，价值品味下降，又具体体现为深度知识的匮乏，认识、精神的普遍浮躁和生活情趣的品味下降。压力和躁动让人们更多地宣泄精神苦闷和迷惑，带来一系列恶俗文化的风行和社会问题，崇洋心理也因此蔓延。前面讲到的关系退化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单一化成利益交换关系。这使人们私欲膨胀加速需求异化过程，也是人们缺乏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这都引发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格、文化教育的滞后，无疑使国民的人格精神成长呈现欠健康的状态，抵抗包括前面所述的各种负面影响的能力下降。不科学的教育方式，还会引起民众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感，带来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大都不是中国特有的。

根据以上分析，解决目前国民精神困境因着力从两点入手，一是加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因素），二是把文化建设，国民精神培养放到突出位置对待，特别应当注重对当前培养模式的检视和改进，提升对人的本体价值的尊重，注重隐性教育。

参阅文献

《和谐：民族精神的内核》，陈云飞，裴东京，《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月刊》，2007年第2期。

《发达国家民族精神培育的启示》，许浩，詹小美，《思想教育研究》2007年1月第1期，总第139期。

《大学生民族精神建设的几点思考》，崔新广，《中国成人教育》2006年12月。

《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理论思考》，陈媚林，唐晓涛，《中国成人教育》2006年12月。

《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契机》，王芳明，《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11月第25卷第6期。

《简论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赵榕，杨灏，《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学报》2006年12月第23卷第6期。

《江河源文化与民族精神》，李文华，《攀登（双月刊）》第25卷总第149期。

《历史、历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汪高鑫，《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略论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王荣，陈镭，《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9卷第2期）。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精神教育》，冯润民，《思想理论教育（上半月·综合）》2007.02。

《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张瑞芬，《大连干部学刊》第23卷第一期。

《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法制特色的分离与契合》，彭礼堂，武芳，《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007年6月17日的体悟

今天和非通了电话，有些体悟，我觉得非常重要，决定记录下来。

不要企图在对方不愿意随你理性思维的时候向对方展现理性思想的原貌和美。你认为它美，因为你看到了更多它的原貌，你那样做了，尝到了甜头，发现比没有看到时的自己和别人在那些局部要好些，因此愈发树立了信心。这个情况在对方可能是不存在的。

理性的世界，或许是一座无止境而难以遥望的山峰，只有出于信仰或听从命令而一步步攀爬，才能逐渐因见真相而见美丽，因见美丽而见真相，于是越攀越有劲儿，越攀越坚决，越攀越快乐。每当你在一个高度驻足太久，往往会发现它其实漏洞百出，于是想要做出改变。这时，信仰、命令或是其它的因素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指引你继续往上攀爬，或是放弃。走在前头的人向下大喊：快上来吧，这儿美极了！后面的一些人相信极了，于是无视了攀登的艰苦，兴匆匆地爬了上去一看，真的好美！于是，也转头大喊：“上来吧”！另一些人在路上折返了，因为他们沿路左看右看，感觉怎么都和下面是一样的，甚至那些百出的漏洞越发百出了，因此他们断定，此山不过如此，上头的人一定傻了，不知费那么大劲，离地面越来越远，到底为个啥。其实，上面的人，所惊呼的美，或许正是他们看到，整个的大地从来没有这么清切实在地展现在他们眼前过，脚下的土壤从来没有这么肥沃坚实过，一切都如此地令人愉悦。最后一部分人已经对这种无聊的攀登感到厌烦，他们每走一步都往回看看，每走一步都坐一坐，站一站，叹一叹，踩踩脚下的石头，总感到不如地面来得安稳，千疮百孔地布满陷阱。正当他们来回逡巡的时候，中间一拨人回来了，于是他们越发肯定，上头的人都是登山偏执狂，竟会为了这些东西陶醉。其实，“这些东西”根本不是“那些东西”，它们可能彻底的不一样——每一阶，其实都是自我否定后的超越。上面的人因被美景打动忍不住大呼“快哉”，下面的人回说，对不起先生，你自己在那乐吧，我回家到被窝里去快哉了。他不知道，上面的人正铺好一张舒适的床。从此，他们失去了分享最深刻愉悦的机会，那儿似乎真就有了一座山，把人心，分作两层。不断攀爬的人只能越发孤独而沉默，分享已成虚幻，它们或者走向彻底的沉默，或者在自得其乐之时期望山下的人还能对他们愉悦的事实给予匆匆一瞥，或者通过智慧地霸权（比如某种直观地诱惑），把更多的人接上山来——这时站到顶端地人，才能做到了吧，它们有那样的能力，让山下的人看到，原来山顶就在炕头上，就在热泪中，无所不在。正是这些人，把这份人类无法抵挡的愉悦流传了下来，让人类文明成为可能。

“忠”“恕”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风险的。“己欲立”者可能正是人之“己所不欲”者。孔子说这话，基于一个假设，即人我本性相同，即后世儒家心性哲学讨论的那个善之端。在这个假设下，“己所不欲”即“人所不欲”。但是，“己”毕竟生在特殊的我，外来、外塑于特殊的我的实践的，它不可能是个抽象的核，纵使是，也存在不同的展开。因此，别人的“不欲”可能正是我发自善端的“欲”，或许这个“不欲”会是短暂的，表面的，但这毕竟是“不欲”，在你将其变为“欲”之前，就不可胡乱地“立人”，否则，只会造成别人无效地疲惫或是愤怒。

人，特别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明确直接地追求人生的幸福，这是最高的目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信念，因而有不同的道。道，或许真的不止一条，甚至完全不存在片刻地必经之道，但人，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幸福，因该不拒绝告诉别人你的路途上的风景。至于别人听懂与否，欣赏与否，都不是理所应当的事，在说话人不同的智慧的应对中，会有不同的结果。还是要相信孔子的某种信念，人生的终点只有一个，就是幸福，因为这个唯一，感染成为可能。但千万要记得，那只是可能，过程需要太多的力量和技巧，总体来说，都是孤独沉默的。所以，当你还没有把握这种魅力的时候，千万不要力图以别人反感的方式解说别人反感的，而你认为他们根本未见其真的那些你心中的美丽。为着唯一的幸福的美丽，去学习大家乐于接受的方式吧！我相信，解放西双版纳一定是为历史赞同的（虽然，今天的幸福指数和一千年前必可能也没有增加太多），禅宗的精美，也在于看到了更真的理性——世界，是有活的规律的。总有一天，我会撞破分享之门，让我的快乐，蔓延。必经的孤独与沉默，又有何可怕呢？关键是，我得加紧步伐了。在那之前，李诗旸同学，少管闲事吧，你还不行呢。

读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体会、困惑与思考

阅读这篇从各种意义上来讲都极有分量的文章是非常困难的：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构筑方面，这是马克思哲学产生四十多年后的一个总结性文献；在现世目的方面，这又是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思想权威针对当时无产阶级党内思想逐渐混乱、堕落，反对此产阶级时髦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疯狂进攻的斗争性工具。因此，想要透彻地读懂这篇仅仅50页的文章，其实需要的是对至少从黑格尔到1888年的所有西方哲学的普遍理解和对马克思哲学产生四十多年间哲学斗争历史的充分认识，而在短暂的时间内实现这一过程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启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来说，却也是不必要的。既然说不出读懂些什么，这里就简单说说可读（对于谈论马克思哲学同黑格尔哲学体系，费尔巴哈唯物论、伦理学等等关系的具体关系的诸多内容，由于缺乏必要的只是，几乎是不可读的）但读不懂的地方，以及个人的思考。

在第二节的开始，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依次做出了著名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的划分，他说：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

“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2]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的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的荒唐的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3]

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一直都为各种教材不断拷贝着，但仅仅出于对语言、逻辑的考察，就能让人产生不少的困惑。

首先，“思维”和“存在”如何成为并举的概念？在我的认识中，两者不应该是具有对立或并列关系的两个概念，“存在”大概在逻辑上应该比“思维”高一层。原本以为可能是翻译者出于某种考虑在这里把“Existenz”译成“存在”，查阅了原文，发现这里的“思维”确是“Denken”，“存在”确是“Sein”，这样一来问题就无法回避了，因为按恩格斯在文中的语境，显然是强调了两者的对立的，于是，既然“思维”连“是者（Sein）”都不“是”，那还如何成为“本原”？后文显然把“精神”和“自然界”分别当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义语用，再想到此后由列宁明确提出的“精神”和“物质”，那么是不是说，恩格斯在说这句话时，作为一个唯物论者，已经将“存在”当作了“物质”，而“思维”同“存在”的对举其实是“精神”同“物质”的对举呢？

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存在更为基础的，困惑我多年的问题：“精神”与“物质”的定义是什么？令人颇感惊讶的是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正面说明过，至今最为权威的“物质”定义，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的：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4]

这个定义引出的问题是很多，众说纷纭，这里说说我的几点想法。

首先这个定义在逻辑上，是依靠“精神”（“感觉感知”的主体）定义“物质”的。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精神”又将如何定义，二是，“物质”概念上对“精神”的依赖说明什么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不仅列宁没有回答，事实上很少有人去追问，因为“精神”大概就是“我”，只要在追问，就一定有一个追问的主体“我”，所以我们无需对精神的真实性再说什么。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大概会有两种，其一，认为这种依赖只是“名”而非“实”的依赖（形式逻辑里讲的关系定义法），其二，认为两者本质上不能或不该相互独立。前者大概可以由简单的形式逻辑推衍得出：假设“物质”有着某种非概念的“实”，当存在“精神”时，出于“方便”，我们借用“精神”来描述这个“实”的属性，但这个“实”并不依赖“精神”，它是自在的，当没有“精神”时——比如人类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这个“实”本自存在，只是此时不用再把它叫做“物质”，因为它已经是一切存在，或者一切存在就是它。但是这个想法破绽是很多的，它必须预认有一个“物质”之“实”，然后要假设这个“实”具有在可被整个人类精神感知以外的领域的无限延展的自在性，而这本身就成其为问题。所以，我倾向于第二个回答，后面再说。

其次，关于“客观实在”性，也大有文章可做。什么叫“客观”？我想，列宁用“客观”，大概是想指明“物质”不依赖“精神”的外在的自在性质，但其实“客观”（注意这个“观”字）本身就无法摆脱精神主体，生活中我们说某人说话是不是“客观”，无关于存在本身的属性，而是在说这个人的认识是否与我们感知到的现实相违背从而是否是理性的（康德说的认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于是，“客观”能不能用来规定“物质”就大成问题。“实在”也有问题，如前段所述，既然承认“物质”需要通过感官感知，那么这种不依赖于人的“实在”性将如何肯定地承认？

还有，“复写”、“摄影”、“反映”，哪一个词反映出了马克思哲学强调的主观能动性？

这篇文章本未企图做出何种严谨的讨论，对于上述的一些问题，以及由此可以发展而生的更多的问题这里就不费笔墨去一步步论解了，只总地肆意地谈一些自己的解决，不论是否它已经是被前人系统描述或批判过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寻求“本体”呢？唐君毅在他的《哲学概论》中对哲学的意义有五个“方便的说法”，其中第二个和第五个如下：

哲学是一种人感到各种分门别类之学问之分别独立，或互相分裂；与人所直觉之心灵之整个性，所愿望之人生之统一和谐，有一意义下之相违反，而求回复期整个性，以实现人生之统一和谐之一种自觉的努力。

哲学是一种以对于知识界与存在界之思维，以成就人在存在界中之行为，而使人成为一通贯其知与行的存在之学。[5]

由此可以看出，寻求世界统一性的目的最终要落脚在“人生”、“存在界之行为”的“和谐”之上。依此来看，通过艰苦的思维抽象，去寻求一个或内在或外在的，永恒自在的世界本原本就不是必然的、必需的工作。用马克思的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其实，之所以要解释，正是想要把握和改变。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如赵敦华所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重心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理论后果不是存在与思维的对立，而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马克思没有、也无意要建立一个物质本体论。”[7]越是想抽象出世界的统一性是，一定只是，从来是且一直是什么，就越容易丢失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为这种努力的后果，往往就是陷入静止、孤立、绝对的泥沼。如果这本是基于唯物主义的愿望，那么这样制造出来的理论就很可能是南辕北辙的。黑格尔就这样描述经验主义的唯物论：

“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已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因为就存在着的物质来说，它永远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事物。然而，抽象的物质观念却被认为一切感官事务的基础，——被认为一般的感性的东西，绝对的个体化，亦即互相外在的个体实物的基础。”[8]

如果出于实现“人生”、“存在界之行为”的统一等等有价值的目的，一定要说世界统一于何处，我的理解是，世界统一于万物在精神的认识和能动作用中相互联系地、运动地是其当下自身。这实际上陈述了我对“物质性”（马克思通常也是把“物质”当形容词用的）的理解，我不知道这与恩格斯说世界统一于物质的意图是否一致，但我想这样描述能够避免缺乏实践观念的纯粹物质本体论的问题。世界只有在人的实践域中才有意义；万物不是任何实存本原的外化、化生或具体化，只有他们的当下自身能为他们的所是负责，因为他们总处在相互联系的运动当中，除了当下自身的所是对于它们都是相对的和内在矛盾的。当然，这并不取消这些概念的所是的意义，寻求相对真理以指导实践恰恰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直接目的，只是需要认识到它们的相对性及内部矛盾，不可迷信和崇拜，要认识到是些相对真理不是前述“当下自身”的所是，与其它相互联系并能被能动地改变。

“精神”的特殊性大概源于高度的物质聚集和有序（低熵）造成的具有连续性的“我”意识和“我想”意识。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假如不考虑科学伦理问题），假如我们将电极置于自己的或他人的神经中枢并给与连续随机电信号，我想这段时间内“人”很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我”和“我想”的意识，从而丧失了精神（前面已经说了，只有在能为精神感知并能动作用的域中一切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这里不承认作为“本质”而非“存在”的“未发”的精神）。于是“我”显然不是某当下自身，所以“我”就存在着相对性和内部矛盾性，“我”是“我”的同时也不是“我”，而这矛盾的“我”正是在实践中，在与“非我”深度的互动中获得实现。

在第四节中，恩格斯主要阐述的是唯物史观方面的问题。于前面所述相一致的，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叙述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区别时恩格斯说到：

“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9]

问题就出在括号里的“如果”。这近二十年来似乎常为一些实践唯物论者非议，因为这个“如果”根本不能成立。人类通过物理学、地质学、考古学等等叙写的“自然发展史”其实只能是人的自然发展史，无论从目的、手段、效果来看都是如此。上文虽然逻辑上并无漏洞：它只说，“如果”有这么一个自在的自然界，它的发展与有人的社会发展有何不同。但从中也可大概揣测，恩格斯如一些学者所论，在某种程度上持有费尔巴哈的物质本体论思想而与马克思不完全相同。这与前面在本体论纬度上的论述是一致的。我们无须否认“人化”却又“自然”的发展史的意义，只有如此包含矛盾的理解，才能见真相——从而获得“人生”及“存在界行为”的和谐。

 

参读文献：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赵敦华《“物质”的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嬗变》

孙显元《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物质》

俞吾金《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

沈明明《“物质”定义再认识》

张西立《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是“物质”而不是“实践”》

孙建英《对〈反杜林论〉中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证明问题的理解》

陶富源《物质概念三种含义的区别及意义》

郭星云《论马克思的〈提纲〉与恩格斯的〈终结〉》

赵剑英、俞吾金主编《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若干马克思哲学原著的历史地位》，贵州人民出版社。

唐君毅《哲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正聿《马克斯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人民出版社。

我认为：

“利益”，就是需求对象。

根本上，应当假设人（生物）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无论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否则人类世界就是无序而“不可思议”的——所谓精神，应当就是指这种因主体目的而存在的有序性（或者叫“必然性”、“规律性”、“因果性”），所以，也可以换句话说，应当假设人（生物）是有精神（或意志）的（这样所指的意志是否可以存在于普通生物取决于更深层次的哲学讨论，这里不论，直接假设生物觅食等行为“同人类一样或相似”，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所以这里所指之精神意志较通常所说更为广义）。必须承认这和纯粹的“自然世界”（假设的确存在这种先于人类或生物的世界，这也涉及哲学的终极问题，此处不论）因物理定律而存在的有序性不同（于是否定了一切机械论的观点），否则一切研究、思考都归于无意义。

普遍地，人的行为目的是实现价值。

价值根源于需求。（这是和几乎所有的宇宙论、形上学、心性论以及各种宗教哲学或许都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深究。）所以，人类（生物）世界的有序性就体现为追逐利益。

前面讲的“利益”、“需求”、“目的”、“行为”、“价值”是抽象而言的，而若具体考察，则存在着不同主体间，或同一主体内不同以上具体对象之间的各种关系。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展现了同一主体内的各种寻求间因相互间的依赖和服从关系而存在的层次序列。

所谓公众利益，应当是指多个主体利益（即“私利”）的交集——当然不是严格的相交，而是以某种占优势的概率（所谓“大多数”、“多数”）相交。所以，某个主体的私利，可以包含公利的部分或全部，也有“少数”的主体的私利与公利相互排斥。其中，公利完全包含于私利往往是以信仰、信念、理想的形式。而公利，必然完全包含于所有私利的并集。

提倡公心实质上是对两个过程提出要求：第一，私利最大限度地去以信仰、信念、理想、观念（比如道德观，荣辱观等等）等形式包含公利；第二，私利的其它部分最大限度地服从私利中的公利部分。前者是要个体意志（真心）服从群体意志，即知善恶，明是非；后者是要形驱、情意服从信仰、信念、理想、观念等。

还应看到，前面论及的私利和公利在内容和形态上都不是静止的：假使在一个社会里只有一个人，那么私立与公利重合；再出现一个人，两个人的私利相交为公利，两私利完全包含公利，即不可能出现公利与私利相冲突的情况；第三个人出现后，两个或以上相同的私利成分成为公利，这时，有可能公利的某一部分不包含于某人的私利中（比如极端地设想有两个人完全相同，另一个几乎完全不同于前两人），这时，此人可能主动让另两人（大多数）决定的公利进入自己的道德观中，并让自己其它私利部分服从它，于是，他的私利内容上得到扩充。显然，每增加一个有所不同的人，总会改变公利的内容或形态，而能动的个体也在不断调整公利和个人私利的关系。对于一个包含许许多多个体，不断有出生死亡的人类社会，这种变化频繁连续的，而其中较为稳定的公利部分则逐渐进入道德，文化。

由上可推知三个不可能：第一，没有私利的公利是不可能的。这是公利作为交集的属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没有私利的利他是不可能的。所谓利他即满足他人需求，那么首先他人得有其需求，有其私利。第三，进而，所有个体都利他是不可能的。以两个人为例，甲要满足乙的需求以实现利他，但乙的需求在于满足甲的需求以实现利他，于是甲须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实现利他，如此循环，无法行为。

还可以看到，绝对的“利他”和“利公”是不同的概念，后者逻辑上可以绝对实现，前者逻辑上都根本不可能实现。不过，部分的“利他”是可能的，但不一定是有意义的。

依据以上论述，对《大家的经济学》第一章的一些内容说些看法。

分苹果故事，要点有二：其一，皮皮并没有真正完成前述立公心的两个过程，他的行为是虚伪的谦让；其二，皮皮误将“自私”看成私利的满足或忽视特定（而非带有公共意义的）他人私利的满足，实则“自私”语言上应当针对忽视或轻视不包含在个人私利中的公利的行为。

达尔文的进化论讲“自然选择”，似乎自然是某种意志主体在进行有目的的“选择”活动，其实是生物在满足“生存”这一基本需求的有目的活动中自然造成了进化的结果，普通生物的进化大概是被动的。人类则有主动进化的能力（这是《进化中的宇宙》一书的观点）。书中用此最后说明“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生物，人必然是自利的”实际就是说明自利意识（实现目的）与意志主体存在的同质联系，只不过从历史发生的角度说明了没有自立意识和行为就不可能有存在自由意志（广义，包括动物求生等）的主体这一事实。

书中似乎常常不仅语言上，而且实质上混淆“利他”与“利公”，认为“利他”等于“无私”，这是不妥的。

“想象中的无私社会”一节中的两个例子所描绘的“无私社会”其实都是“利他社会”，前面已经说过，这根本不可能存在，竟然能有所描绘其实是因为那里面利他并不彻底。比如在“君子国”中，如果纯粹利他，至少货主应该把东西送给士兵。后一故事中，一开始说“慌慌忙忙地寻找别人头一天换下的睡衣来清洗”，其实如果纯粹利他，我想至少私有制是无法产生的，根本无所谓“别人的”睡衣。

关于“利他行为的原因”（其实应当指“利公行为”）这里多说两句。书中说“利他行为在总体和长期的范围内是对每个人都有利的”固然不假（虽然字句上过于绝对，但无关紧要），不过这里想说，要认清利公行为的原因还必须辩证地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下面说的当然都是现实中最为普遍存在的，公利还没有完全进入私利的情况）。其一，具体的人的经历和寿命是有限的，如果某人都以“最终为己”为目的而不是以实现其私利中包含的公利为目的去进行利公行为（显然，此人此刻并非这里的公利的直接收益者，即该瞬间，此公利要素不包含于此人的私利中，但他预期未来这会发生变化），即所谓“远期私利”者，那么这份远期投资风险实在太大，大多数时候是难见回报的。而如果人人如此考虑，群体将陷入所谓“囚徒困境”。其二，人对未来的预见能力是有限的，没有人能绝对准确地判断一次现在于己无利而利他，将来一定利己的行为。以上两点是论理，事实上，一次当前不利己的利公行为所依据的，绝大多数不是对未来回报的判断，而是对道德、文化的遵从。虽然，我们总可以在公共利益中找到道德、文化的根源，但对于一个远长于个人寿命的历史局部，道德、文化总是相对静止稳定而“没来由”的。而在社会实践中，让每一个人在每一次想要利公的行为前都从最终可能个人得利，或若非如此，最终可能个人损失这个根本上去理性地判断决策显然是不实际的，而让人依道德良心做事确是实际可行的，虽然这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显然是盲目的。因此，在长于个人寿命的短期中，当前不利己的利公行为可能无需对未来群体获利的预期，而仅仅依赖于对道德的简单服从，书上那句话可以解释利公行为的根源，但不能完全说明利公行为和个体将私利外公利转为私利内公利这一能动行为的目的。孔子思想主脉由“仁”到“义”再到“礼”，正是由公利（在理想情况下也正是个人的最高私利）到道德再到规则习惯的展开，而儒家思想的主要流弊之一，也正在于后世腐儒守义忘仁，持礼忘义，本末倒置，在足够长的时间里，礼教成为桎梏，合礼行为最终与公共利益错位甚至背道而驰。而孟子、王阳明等人对儒学的发展也没有在“仁”的外部实践上下功夫，而这正是经济学的领域。儒家哲学的弱点就在于它强调由内而外的过程而缺乏社会实践的可操作性，经济学和法学正与之相反，三者相辅相成，才能有真正和谐的社会。

 

 

书上说，过去与现在的主要差别是人们靠掠夺还是靠创造再交换来增加财富。这个描述有些不妥。奴隶制、封建制社会里也有交换，市场经济也有掠夺，只是领域不一样，程度不一样，规则不一样。我认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平等”。

逐利只能解释人作为成长着的社会的细胞的内在动力，不能解释整个社会高速发展的全部原因。存在于个人外部，属于整个社会的重要发展动力我认为是人在社会中追求绝对平等和相对优越的矛盾。这涉及到需求的来源问题。我猜想，在只有一个人的“社会”中，这个唯一的人与我们相比，它的需求一定是极缓慢变化的，强度一定是非常低的。这时候，哪怕世界上只有一个苹果，恐怕也算不上确切的稀缺资源，因为需求和资源都没有确切的“量”的概念，相应两者间的缺口就很难有清晰的意义，同时根本不存在分配问题。当然，我之所以没有认为这个需求是静止的或者空的，是因为纵使是“一”个人，也存在着时间轴上的“多”个自我，一旦有“多”，就有比较，就有分配。他将会考虑是今天吃更有效用还是明天，并且总希望明天的日子会更好。于是这个苹果还是会珍贵起来（假设他知道那是苹果），于是他还会“想要”去寻找第二个如此甜脆可口的果子——这样，他的需求就缓慢地扩张起来。如果他能够传宗接代，他还可能以基因的形式把这种对苹果的需求写入本能传递给后代——他的各种本能需求或许就是这样获得的（解释最初的需求）。但想象两个人的情况就会知道这种发展模式是多么的不可靠而缺乏效率以至于自然或者上帝没有采用（相反，他们赋予生物繁殖能力，然后在种群的层次上通过遗传变异实现安全高效地优选）。如果此时又有一人从泥里钻了出来，或者她是由前头那人的某根肋骨蒙受了神奇的力量化生而出，当他们面临一个苹果的时候，在同一时刻就存在着“多”个利益主体，于是就必然存在分配行为，并且两个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共同的想法：“我没理由比他分得少，我最好比他分得多。”于是他们之间会发生争抢或是合作，而如若最后不是一人一半的话，分得较少的人，相比起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得到同样分量苹果，他必然有更强烈的需求去获得更多的苹果，因为他觉得不“平等”，或者他暗地里希望自己才是拥有更多的人。这种对相对优越的追求使他对探索苹果长在哪里或怎样生长等等问题产生生了强烈的兴趣。就这样，他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需求会迅速膨胀起来，每个人都总想走在前面，所以走在前面的，总想把后面的甩得更远最好永不翻身，而走在后面的，总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和前面的人差距不能过大，因为那样是不平等的。

我们社会的真实发展过程其实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主角不止两人。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总存在着需求满足程度的差距，然而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对相同资源的占有程度排在前头，他们不仅看来自于内部的需求是否越来越得到满足（明天比今天好），他们把目光投向别人，他们在意自己是否比别人差，他们追求自己比别人好。于是在整个社会群体中产生了两股力量，一个是每个人希望赶在前头或不要落在后面的向前的驱动力，另一个是相对落后的人不希望前面的人超前太多而阻挠其进一步扩大差距的制动力，这个制动力提供了整个社会的内在张力，它使得社会财富重心在驱动力带动下前进的同时逐渐收缩社会差距从而迸发出更大的驱动合力，这就好像两个赛跑的人用橡皮绳拴在了一起，并且假设越跑到后来能够越快，绳子越紧。说是两个力，其实也是一体两面，都源自于人性中的比较竞争行为。如果把获得相对优越也作为需求的一种的话，也可以把以上述及的外部动力纳入广义的个人逐私利本性之下，只是要知道这个需求的特殊性。

我们听到更多的词是“公平”而不是“平等”。平等可以是个绝对的概念，比如果汁一人一半（简单平均），或者我喝下面的果汁，你吃上面的冰淇淋（个性的需求满足程度相当）等等；而“公平”字面上应该能解释为“公正”加“平等”，“公正”则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观察社会发展的历史，大概可以说，“公正”是以“平等”为发展方向的，但它永远不能到达。原因就是每个人都想比别人（或别人中的一部分）更好，而生产力在人们的相互追逐中总在发展又使得所有社会个体的努力不会是进行一场常和博弈，绝对平等并不是稳定的均衡点（所以人类社会不可能停滞在原始社会的所谓“平等”状态）。所以，人为地（而不是依靠内部张力）去制造平等抑制竞争，显然是不可实现的，而且按前面的分析，这会削减社会进步的基本驱动力，也就反映为大锅饭制度下的社会总体生产积极性下降。所以，纵然“平等”是必然的趋势，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里，因该追求的是这个阶段的“公平”。

有人能奔到前头，才有人去奔，有人奔到了前头，才有人去追，才有人去加自己的油，刹前面的车，动态地，健康地缩短总体的差距。这就其实就是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不富追先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前面讲竞争带来社会高速进步，而竞争的趋势是总体进步的同时缩短群体间的差距。这里再专门说说因为这个趋势的存在，平等程度如何表征社会进步程度。现在反过头来看最初的问题，市场经济和封建制经济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说，那不是掠夺和创造、交换的差别，而是平等程度发生了质变。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权利由更多的人掌握，特别是拥有更多资本的主体。书上标榜三权分立，说立法和司法分开，保证法律不被同一部分人掌握，恰好也反映出法律确被几部分人，几个集团掌握的事实。美国三权分立的本质是权力在有钱人范围内，分由几个集团掌握而相互制衡，而封建制无非是寻求在皇家这一血缘范围内的权利制衡以及军权和相权间的权利制衡。这里我们就发现了平等程度的两个分量，一个是参与主要社会权力分配的范围有多广，二是参与者的流动行有多强，如果参与权利制衡的主体的范围越广，变化越快，往往就表征了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希望能把这个权力配给主体扩展到“人民”的范围，寻求整个社会所有阶层、集团的权利制衡，进一步降低权利集中程度，而人大代表的门槛条件理论上主要是能代表一部分人，而非能争夺到一定的选票和席位，这样，代表的流动性也就很大。

进一步讲，这个平等程度，其实就是马克思讲的生产关系的直接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主要体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就来自于人类自利的本性，特别是追求相对优越的本性所迸发的驱动力；生产关系变化的动力就来自于人类追求平等的本性所产生的群体内在张力，这个“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是一致的。

最后说说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的问题。我们说市场经济能把商品和资本流动到最能发挥能力的地方因而能带来整个社会效率的最大化。然而，看到市场经济威力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应当把“效率”当作信仰甚至去迷信？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从人类需求出发，平等也是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一个社会的公平问题也是同等重要的，只不过效率和公平问题不会同时变得突出，橡皮绳拉得太长，张力就会大起来。这个过程是自然发生的，政策应当实事求是地顺应现实状态。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孕育了反托拉斯法，这就是发达市场的一条橡皮绳，中国已经（马上）建立了物权法和破产法的系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最大的差别就是反垄断法了。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效率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唯一标准，一个时代良好的经济制度都必须以某种形式满足人类追求平等的需求，否则不稳定甚至崩溃的危机就会来临，就如马克思所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国与国的差别，从普遍的抽象的人群或社会的角度讨论市场经济有时是缺乏意义的。一个国家，其内部是一个市场（中国则是个巨大的市场），但是就全球看，它只是市场的一个主体或者一个局部，由于考虑的层面不同，对同一个问题或许会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答案。反垄断或许能缩小国内市场的不平等而应当成为趋势，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因此是否能得到好的地位就成问题，国家不会为了世界的利益平白无故地自我牺牲。

关于学联和学联权益中心的一些思考

 

一、       学联的状态、障碍和改革方向

交大目前优秀的学生组织、社团主要呈现这样的状态：结构设置基本完备，部门工作量基本饱和；工作水平停滞不前，工作成效浮于表面。

下面分析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本人对交大校园文化的发展历程大概并未具有足够解释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这里算是一种揣测。）

在团委的指导和鼓励下，在学生对多种多样校园文化生活的需求拉动下，近年来, 特别是近5~10年来，学生组织、社团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迅速覆盖了不同方面、不同人群的校园文化生活需求。不少热心的学生工作者一方面借鉴行政部门及企业的机构设置，根据自身工作需要，迅速搭起所在学生组织、社团的机构框架；一方面敏锐地洞察到一些校园生活需求点，充分发挥创造性，策划实现了不少颇具成效的活动，有的组织、社团还逐渐将一些较有长期价值的活动固定下来，定位为自己的“品牌”，并使逐渐积累的“品牌”活动充满了自己的年度工作周期。同时，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校园文化活动膨胀期，各学生组织、社团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才引进、培养及利用模式，给交大校园带来了巨量的校园工作岗位，甚至完全改变了交大校园生活的面貌（不见得都是良性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的初期几乎完全是需求拉动、效率驱动的，而在后期则出现竞相追逐甚至模仿的成分，部分组织、社团在组织机构和“品牌”活动上的核心价值渐显虚浮甚至累赘。

最近3年间（一个不确切的数字），这种膨胀趋势显然迅速受到延滞，交大学生组织、社团的数量、规模、工作量都进入一个初级饱和期。而从各个组织、社团内部观察，则显现出工作内容的循环和工作质量的停滞不前。整个交大学生组织、社团的粗放型生长为坚硬壁垒所阻。

显然地，这个壁垒来自于对学生工作质量的要求——在有限的基础资源不可能突变的条件下，我们只有通过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来自身创造的价值。在诸多方面的资源利用问题中，我认为人力资源利用水平低下，是如今限制学生工作水平的症结。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工作职务周期过短。本科4~5年，其中对于大部分学生愿意积极参与学生工作的只有两年左右，研究生则在校时间更短，由此引发了我们能观察到的大部分问题。以学联为例，某一特定岗位的任期几乎全是一年。在这种更新频率下，学生组织根本不可能形成一支具有一定专业化的队伍，领导层也难以做出必需的长远的规划，纵使有，也很难在极其单薄的传承和延续中最终得以实现。我本人的经历就是，在刚好适应和把握了职务的特性，对组织发展形成一个有实践价值的设想时时候，也正是离职的时候。在这种人才利用模式下，纵使在人才选拔中获得了交大最优秀的人才，并在一年中对其进行了充分的培养，各届人才也完全没有理由相对前人拥有显著的优势，结果是，每一届成员都殚精竭虑，可在工作水平和效果上却几乎完全看不出于前人的进步，大量的精力投诸于重复劳动，组织无法获得有效生长。更严重的是，在逐渐认识到这一生长桎梏的时候，学联的负责人们由于忙于年复一年的卸任前的竞选等工作和上任初的迎新等工作，离任者全心谢幕，上任者精神亮相，根本无暇甚至无意投注精力于传承衔接两届队伍的工作上；其它前届的中低层成员则由于卸任后的疲劳和不被重视，很少积极主动地进行工作交接，新上任者则一方面因原来工作视野的限制于组织过去严重缺乏全面认识，一方面上任后工作接踵而至，新思路不断涌现，也很少再有兴趣获取前届成员一年辛苦的各种成果，于是，学联总是一届人的学联，二十多年形成的积累微乎其微，其中仅有的一些可贵的成长也往往是来自于团委指导老师的思考延续性。

从短期看一届中的人才，从长期看几十届中的人才都没有获得有效的人力资源配置，前者总是在成本最高的上手阶段被利用，后者则体现为对时间的边际收益趋近于零，这在根本上限制了学生组织、社团在所有方面的进步，比如对其它资源的配置能力。

再以学联为例，作为交大学生的领导性组织，学联致力于全校学生层面的权益争取，生活服务和文化引领，这就要求学联必须具备在全校范围内整合调配资源的能力。而目前学联的优势却主要是在对学校权威力量的亲近和自身人才总体水平的优越，并未明显地体现出对校园文化相关资源在全校范围内的驾驭和调配等领导性特征（这根本不是单纯依靠一个最高层会议——常委会——就能充分实现的），这致使学联只是学联人的学联，校团委的学联，而非交大人的学联——学联只是一个品质略高的学生组织，与其他学生组织不是合理的领导与合作关系，而频频出现互补甚至竞争关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学联必须花大量的精力来建立同各个学院学生会及其他学生组织、社团的有效联系，而这项意义深远的工程，绝不是利用一年中操办大小活动空隙里挤出的时间能够实现甚至是构想的。

人力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作方式的局限，导致学联的工作水平和成效几乎原地踏步了。校团委及学联高层大概也越来越洞悉到这些问题逐渐上升的严重性，于是在这个学期里对学联进行了重大的机构和人事调整。将三大联合会合并的好处针对前面提出的问题来讲是显而易见的：本科加研究生的在校时间将扩大到6~8年，这样就有条件延长成员岗位寿命，提升队伍专业化；将本科生、研究生的领导性组织和社团的领导性组织纳入统一体系，也必然有利于新学联在整个校园的尺度内整配资源。然而，如此合并带来的问题或许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一个暂态的波动。人事上的冲突使所有机构合并都要面临的尴尬，好在学生组织岗位寿命极短，最多两年以后，这种冲突将完全消失，实际上，在今年大选之后将基本消除。不过这个过渡过程的阵痛还是可能会带来某些不可完全忽略的损失，比如比前面讲到的更为严重的工作断带和“清零”，以及人心的浮动。当然，如果新一届学联领导有精力有兴趣去挖掘一下前人的记忆，那么这个损失将被轻易地降至最小。阵痛终归是短暂的，合并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园生活上的自然隔离。也就是说，由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校园生活方式或者风格存在着实际的差别，原本学联、研联的工作内容和风格就存在着不可也不应消除的差异，为了充分洞悉每个年龄层的需求，体现每个年龄层学生的意志，也为了给各个年龄层的学生以大至同等参与学生工作机会的，学联哪怕仅仅考虑自生的综合效率，也将在成员构成上大致覆盖到所有年龄层。而在同等情况下，年龄较大的成员总是在经历上占优的。这样造成的效果就是：如果把本科生研究生置于完全等同的人才选择平台上，则更少的研究生愿意从学联的干事做起从而减少了研究生进入学联工作的可能（相对原研联），更少的本科生有能力竞选学联的中高层岗位从而减少了本科生进入决策岗位的可能（相对原学联）；而若有意照顾年龄分布，则无论在哪一个层次，都可能出现更有实力的研究生成员占优，或者数量更少的研究生成员遭到非有意性孤立的情况，这将造成组织和谐性下降。而在具体工作时，如果统一工作方式，则不易体现出对不同年龄层的针对性，结果往往倾向于针对某一部分人群（比如今年的交大人节就明显倾向于本科生而很难涵盖研究生节的内容）；若对研究生本科生分别处理，则必然造成研究生成员和本科生成员间的长期自然分工而形成的分离，犹如合并之前（注意目前“学生会”、“研究生会”、“社团总会”的名号还是保留的）。关于该矛盾的解决后面再谈，下面先说另外一个形势问题。

合并后的学联高层目前可能有一个倾向（我从如今他们对权益中心的某些定位中揣测），就是强调部门的专业化、职能化分工，而淡化部门的独立事务。这个揣测很可能是错误的，不过由于讨论它对探究学联未来的发展相关，这里还是有必要稍作讨论。如果前述变化确实存在或在未来某时候存在，那么将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科层化倾向。在这种模式的极端情况下，各部门严格分工成为纯职能部门，工作完全协调于学联主席团的决策，各部门不再独自完成重大活动而是充分合作以实现更专业的分工工作。学联各部门目前据此还很远，特别是联络、学术等中心，不可能一时间合理地转变为纯职能部门（联络中心的名字虽然是职能性的，但是客观上联络中心每年独立完成很多完整的事务；学术中心则名称就是事务或事业性的，其前身企划中心则又显然是职能性的），但为了强化学联的中心领导力，随着学联在整配全校尺度上的资源的工作中逐渐上升的大规模和专业性要求，学联或许总有一天要朝集权的科层制靠近（但我认为永远不会太近，后述）。于是，就存在一个发展进程和时机的问题。对此，我认为，目前学联还没有到强调集权科层化的时候。前面说到，学生组织向集权科层制靠拢的前提是工作规模和专业性的要求，而在近期内，学联还不会达到需要准集权科层制来支撑高强度的行政事务的程度，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学联还是应该延续一种宽松的“放养”政策：给各部门和学院以足够的空间，通过调动其内在主动性以获得各自在可控程度的相互竞争推动中的个性化成长。这与目前学联高层极力倡导的“家文化”是一致的。所谓“家文化”，在呼唤个人对组织的责任感、归属感及组织成员的亲近信任背后，其实是一种“封建化”的结构形式，整个学联是个“大家”，以主席和主席团作为“家长”，各部门是个“小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比如有主任和主任层作为“家长”（本人在参加主任层面试时就曾被罗超副主席问及“该当如何充当大家长角色”的问题）。家虽有家法，但总要讲亲情，所以在强调家文化的组织中是主动引入人治的，而这正是任何一个组织在成长初期所必需的，何况，学生组织天生就是非赢利性，不涉及金钱利益冲突的组织，它的发展原动力往往来自于信念、意志和情感的因素，这样，纯粹的法治在学生组织中肯定是搞不活的。当然，如果某一天学联的工作已经变得规模庞大而专业，那么人治的成份必然需要压缩，那时自可淡化家文化（“家文化”在当代企业中早已是被批判摒弃的企业文化）。

由此引出学联专业化发展的限度问题。这里主要论及两个决定学联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发展成为极高专业化的集权科层制组织的因素。其一是前面提到的，学生组织（目前）的本质属性是“无利性”的——不仅组织不赢利，成员也没有薪酬，这样的本性决定了学生组织永远不可能以效率作为唯一追逐目标，永远不可能摒弃人治。就这个意义讲，一届学联在一定程度上总还会是一届人的学联，学生组织是不可能充分抽象于人的。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因素是，学生组织本身不纯乎是个用人单位，它必须得让普通学生能够有机会在其中体验、学习，因此学生组织永远不会雇用职业经理来提升起专业性。它甚至要求其成员不可太专业，因为专业的工作必须占用大量的时间精力，这对于绝大部分在校学生是不应倡导的。交大目前的学生组织、社团工作水平已经客观上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分散学生注意力，冲淡治学气氛的效果（我模电实验课的老师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原交大学生，他就义愤的说现在的交大学生不是游戏高手就是社团红人，没几个真正做学问的，令我颇受震动，目前交大学生中专心治学者的确比十年前少很多，而严肃治学者则少得有些令人担忧，这就是我说校园文化活动发展在改变校园生活面貌中的弊端），如果这种倾向无限地扩大，总会有弊大于利的一天。因此，只要学生组织本质上还是业余的组织，大众的组织，它的专业化进程必然引起校园治学主题的淡化甚至在个别人身上边缘化（假设学生组织、社团总体规模不变）。

因此，交大的学生组织、社团要取得科学的发展，就必须寻找有学生特色的专业化道路。下面列出撇开目前学联已经进行改革，我眼中未来一段时间学联发展的几个有意义的方向。

加强备案制度，通过丰富实用的档案增加劳动成果的可传承性。

重视换届过程中的工作交接环节，进一步实现工作成果的有效积累。必须重视对将卸任成员的情绪调动和意见采纳工作，避免各届班子虎头蛇尾，人去楼空。

继续保持学联各部门及学院学生会、社团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对于部门内部通过吸引赞助获得的中小笔金费应有意放松使用权），营造有益竞争关系，激发内部活力，促进整体成长，通过实质性的信息交流渠道来加强各部门间的联系，提升学联整体协同作战能力。

加强学联同各学院学生会、社团的多层面联系，通过对发展战略，信息及特殊时期的人力等各种资源的整合调配，初步实现和加强学联同各学院学生会、社团的领导、合作关系。这里讲多层面主要是说不停留在主席层的交流，至少应大力推进中层交流。比如建立学联权益中心同各院学生会权益部门和相关社团的联系，整合民意吸收渠道和议案呈递渠道，交流整理议案，配合服务项目，避免无效的和重复的权益工作等。其他各中心也可沿此思路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学联充当的是先锋队和协调者，而非组织和工作上的直接管理者，切勿出现“掠夺性调配”，应时时以互惠为基础。

学联带头，实现工作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强调整体和部门战略的制定、实现及完善能力，强调对工作和人员的控制能力，强调工作模式的优化、规范化。通过即时反思和积极学习（对其他校内校外的学生组织）等方式形成一个自我进化机制，保证学联不断努力发展。

努力探索组织成员“学习优先，兼顾工作”的科学生活方式，并设法为组织成员提供补偿性的教学资源（学生工作或多或少会影响成绩，而成绩仍然是今天交大学生校园可支配资源的决定因素。另外，目前一些时间协调能力强的学生工作者能够基本不影响成绩的基础上担任组织重要职务，但需注意目前“成绩”和实际治学水平之间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差异，而后者而非前者将是大部分学生跨离学校后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极力消解专业化工作对学生学习时间精力的恶性占用。

另外就上学期末本学期初学联一个人事结构调整方案提出一点个人意见。学联曾在前述时期考虑过“在主席团之下，主任层之上”设立一个“助理”或“顾问”型职位，主要考虑由三年级具有一定工作经验，愿意继续为学联工作的老学联人任职。我想，这个想法并未完全成型，因此还没有严格的界定。如果真要为了提高工作水平而调动一些学联老成员继续工作，那么，我想应该将这个位置定位为一个纯参谋性的位置，并且要么以主席团为对象，要么以中心主任层为对象。做此设想原因如下。首先这个位置绝不应该定位在“主席团之下，主任之上”，这种说法本身是不合理的。所谓“之上”、“之下”应当是指权责关系，而在学联现在的主席团，主任层，干事层三级权责结构中再插入一级，让中心主任对该职位负责，该职位对主席团负责，这相当于把原来副主席的工作分成参与决策和领管分工下的中心工作两部分，现在留下参与决策部分，而把领管中心工作的部分工作集于一人（或若干人），看起来就像把主席团做成董事会再设一个经理（或经理班子），这种设计我看不出有什么足够抵消因组织结构复杂度上升而带来效率下降的明显益处。由于是纵向添加权责环节，这种职务当然不能用对主席团的“助理”或对主任层的“顾问”来界定。于是可以确定这个位置应该是个参谋性的职务，这就更不存在“之上”、“之下”的问题，要么对主席团提供参谋，要么对主任层提供参谋。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确实是增设一个可称为“助理”的非参谋性职位（因为提出这个想法的初衷之一大概就是改良学联原来的助理设置形式，希望能学习研联的相应形式），那么这个位置应该是“主席助理”，对主席负责，在实际工作中协助主席，协调各分管副主席主持常规事务。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分量也绝非“主席团之下，主任层之上”。

这里，我还想再论述一个于学联发展无可回避的问题——金费支持问题。对此首先声明，这里我纯粹从提升学联工作水平、成效的分析问题，不涉及团组织对学生（自治）组织、交大校团委对学联所应该的根本指导（领导）态度和方式问题。据我所知，目前学联的金费来源处于这样的状态：团委方面，采取完全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拨款方式，对于每一笔开支（特别常规的文稿打印、复印等除外），团委负责老师依据经验和某种导向，评估该笔金费使用事由的“价格”后依此拨款，而资金申请方的预算往往只作简单参考；企业赞助方面，各部门以学联名义联系到的赞助，须经过团委批准和分配后，至该赞助联系部门使用。先说这种模式的问题。首先，学联无论数额大小，实质上没有任何稳定经费。这主要导致以下几个不利局面。第一，学联及其下部门不可能真正形成一定长期可执行的工作规划，因为很大一部分工作或多或少涉及消费，特别是对于一些较大的消费点——往往对应一些有战略意义和丰富价值的工作——很难形成必须的远期策划，这直接导致工作水平下降。第二，对于一些随机出现的不具有学联全局重要意义但含有丰富价值的机会，因为没有可支配现金，往往只能放弃。第三，学联的成长完全依靠精神意志和需求拉动，缺乏充足供给推动。其次，从团委获得的金费数额以团委负责老师的评估为绝对主导，但一方面团委老师客观上精力有限，一方面其价格标定往往依据最小化标准，给出的价格可能多出现倾向于远低于资金申请者预期的偏差。这将返回去驱动修改申请事由的操作计划，有时，这种修改是引起质变的。最后，部门联系到的赞助经由团委依据当下全局工作需要进行不可预知比例的分配，严重打击部门（特别是联络中心之外部门）充分吸引赞助的积极性，各部门将倾向于最小化赞助策略，不利于学联全局的对外资金吸收。以上描述问题，下面说说客观原因。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团委对学联财务的充分控制除去前面提到的根本态度问题不谈，我想主要出于防止浪费，提高效率，养成节俭作风，过滤低水平项目的考虑。对比交大团委下属学生任职部门，学院（特别是大学院）学生会，学生党建研究会、邓研会、“三个代表”实践团等党团支持社团，学联的金费利用效率据我了解要高出不少。这得益于团委的财务控制，是可喜可赞的。但从总量上讲，相对于以上单位，学联使用的金费与其本身规模和负荷能力之比显然偏低，这又是可惜可叹的。团委大概出于对金费效率因素的考虑，严格压制学联经费使用，虽然看起来的确达到了目的，但反过来，却使学联工作者们越发丧失理财能力，导致团委对学联财务能力的不信任程度进一步加深，最终，团委完全实际控制学联的财权。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并在前面描述的目前金费供给模式的弊端及其优势中获得最佳的权衡，以我个人之见，团委还是应该以降低一点金费利用效率为代价，逐步培养学联自身财务管理水平，引导学联成熟化发展，当然，这里同样不考虑来自团委内部的可能性问题。对于部门吸引的金费，因该采用更合理的分配方式，给部门以一定的“自拉自消”空间，这在根本上使学联及其下部门制定出真正基于资源的的企划成为可能，而我认为，这是目前学联提高其远期连续性战略规划能力从而提升工作水平的重要方面。至于放松程度，自应实事求是，依效果调整，我总觉得，随着学联近期起始的全面升级，这种放松将马上呈现可能性。

最后，说说在一年中产生的两个对学联的创意性的想法。

一是学联可以某种身份注册一个协会，提供一个平台促动交大精英人群的相互交流。吸收在交大具有影响力的各类（是否内又分类可讨论，目前研究生对学术论坛是有需求的）精英分子进入协会，协会定期不定期操办一些论坛性质的或讲座性质的交流活动，并对外形成一些有价值的言论，营造交大学生中的一个自由而高层次的研讨环境。这样做有几个好处。推动、凝聚并把握交大学生中具有引领性的先锋文化及其发展，为整个交大的校园文化生活探索方向和树立典范。创造学生当中“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活跃深度校园文化。为交大的精英分子建立一张强大的人际网，也为交大在社会上创造一张交大精英网。好处不再多陈，仅以上几条我个人认为就是意义深远的。需要注意的是不可把“精英化”推向“大众化”的反面，强调先锋性而非贵族性，否则将引发严重的校园文化发展错误。另外，设计一个好的会员圈定方案也是需要下功夫的。

二是基于某些学校中层领导的启发。简言之，学联可以以某种方式注册一个某种性质的公司，开展某些特别的业务，为学联的工作金费甚至其它团委指导下的学生工作金费提供一定支持。目前开设公司的标准越来越低，而紫竹高新科技园区更有众多的鼓励政策（比如房租的减免），学联完全有可能注册一家非赢利或个人非营利的公司。就其业务讲，目前可想到的主要是针对一些创业投资者，学联拥有关于交大学生的信息优势（这又可联系到前面讲的精英协会），可以凭此吸引不少的创业投资（目前大概只是由团委接管一笔数额可观的创业基金，但似乎还未确定一种规范高效的使用方式）。这个设想实现的主要障碍除了一些技术性（法律、政策、纪律）的问题，我想还有财权的归属或名义/实际归属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组织权力问题。但我想，如果学联真的能发展到某种专业化的程度，财务问题绝对会上升为重要的限制因素，以现今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学联去操作一家公司以支撑财务支出，甚至支持其它工作，绝对不是荒诞和不可行的幻想。当然，这还不是学联目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如果真有价值，就总得有人提出，并试着将其可行化，否则永远都是虚妄的。

 

二、       学联权益中心及其过去与未来

权益中心的定位问题

在一年的实践中，我心中对权益中心的定位及其表述有过不少变化，现在，我愿意这样陈述：

一、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联合会权益中心（下称权益中心）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联合会下属的事务兼职能部门；

二、           权益中心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为其争取权益，培养维权和尽责精神；

三、           权益中心是联系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联合会，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同上海交通大学及其院系行政部门的桥梁和纽带。

下面稍作解释。第一条指明归属和在学联中的分工性质，权益中心目前主要是事务部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事务领域，但它也有一定的职能性质，比如为学联提供民意调研借口等。第二条指明权益中心的核心工作内容，包括三方面：争取权力，争取利益，培养维权和尽责精神分别对应学联维权、服务、文化引领三方面任务。其中服务部分需要指明，权益中心提供的服务几乎全是依靠争取获得而非自我创造的（于文化艺术中心等不同），而服务的范围主要是基础生活。强调“代表交大学生”表明立场。第三条强调权益中心的职能性，并提示出权益中心的核心工作模式——学生与学联，学生与学校间的信息融通和处理。另外也提示出权益中心为学生解释学校行为，为学校吸收同学智慧的工作方向。

 

权益中心的主要工作模式

通过网络（邮箱、学联网站、BBS（不设专版））、信箱和权益成员及友人直接地观察与探问获取民意，经过一系列进度尽可能透明，对该民意源给与充分反馈的分析整理、提炼加工、策划实施、上呈追加过程，主要依托学校及院系相关行政部门的力量实现对有效民意的满足。（见所附光盘）

以上是一个抽象的信息链，具体来讲，目前权益中心对学生的主、被动接口都还没有稳定形成（权益邮箱已在本周权益周活动初推出，接下来还有投入实用的过程；直接观察探问一项则需加强干事的权益敏感度）；分析整理提炼加工一环目前还没有常规化和规范化，停留在特殊时期（如学代会）特殊处理的阶段，也还没有形成重要的经验；最后在上呈追加一条上多说两句。这个“上”呈是广义的，并不完全限于对学校学院行政部门的诉求，同样可以是其它拥有解决问题实际力量的组织或个人（比如上届女生周中碰到的同上海市红十字协会�